虽然，像朱可夫这样的军队高级将领，不可能不知道真相。事实上，两次演习的过程中，都是只制订了苏军向邻国领土入侵的计划。关于构筑防御工事区的发言也是元帅编造出来的，为的是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在进行的演习中“东方”（红军）是防御的一方，而“西方”（法西斯德国）是进攻的一方。
苏联各个师（“东方”）的战斗能力与德军各个师（“西方”）的力量假设是势均力敌的，但是，卫国战争的经验已经证明，这过于牵强。实际上，法西斯德国各个级别的士兵和指挥人员所做的准备工作都要比红军好得多。演习时，司令员的各项任务都按时完成，并且后方供给方面也没有出现问题，而空降兵也在指定地点准确着陆（战时，这种情况对空降兵来说非常罕见。）。从总体上说，这样的理想化只对进行军事行动较为迅速和积极的司令员有利，也就是说对朱可夫有利。
大体说来，纸上谈兵要比实际作战容易得多。于是，朱可夫和他的同僚们在关于现代进攻战役的报告中就对实际存在的缺点只字不提，这些缺点是红军所特有的，并表现在控制范围、部队战斗素养以及后方供给等方面。但是，会议上的其他几个发言人员反而谈到了这几个方面。比如，施泰尔恩就提出了“关于我们指挥人员独立性和创造性的问题。在我们从芬兰战争和哈拉哈河的战役中获得了大量而有益的经验后，这个问题显得尤其重要。这一经验表明，我们的人非常喜欢‘扎堆儿’（换句话说，就是聚集在一起，只是模仿别人，而不是自己独立思考一下，在特定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去做。--作者按）。朱可夫同志也许还记得，他被迫不止一次地证实，前线占据得不够充分（从上下文中可以理解为，这种情况下是施泰尔恩在向朱可夫证实，第1集团军群的战士们沿前线配置的过分密集。--作者按）。我们的人不是特别喜欢做战斗警戒工作（还是因为它需要独立性的军事作战。--作者按）……我们应该教育和培养出一支不必为后方供应担忧的分队”。
布琼尼负责管理所有的后勤部门，在会上，他发言指出：“……当德国军队在东边（显然，这里应该是西线。--作者按）作战时，有人说它的后勤运作就像一个走得很准的时钟一样，对此，我表示怀疑。我认为，关于后勤保障我们谈得太多，而现在必须做些什么了。首先，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他既对战役十分懂行，又对战役后勤保障也很通晓，可以让这种人在总参谋部的军校里教授一门有关组织相应后勤保障的课程。而现在人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组织后勤保障。”
“在白俄罗斯（在1939年9月苏联入侵波兰时。--作者按）……我不得不为空军的5个机械化兵团（当时他叫坦克兵团。--作者按）运送燃料。还好，那儿也没有仗可打。从新格鲁多克到沃尔科维斯克一路上75%的坦克因为缺少燃料停在路边。司令员说，他只能用飞机运送燃料，可是，谁来组织呢？组织后勤保障要求的可是有见识的人。”
对于这点还可以做一个补充，由于燃料供应不足、不会修理设备和指挥通信手段匮乏等原因，苏联参加波兰行军的两个坦克兵团在行军途中竟然落在了骑兵师的后面。所有这一切都正是那个鸿沟--在纸上谈兵的演习中从来不会涉及的，并且在巴格拉米扬和伊万诺夫所写的报告中也是闭口不谈的。朱可夫似乎不是一点也没想到红军坦克兵团和机械化兵团所特有的缺陷，而是对战时条件下部队后勤保障中将出现的困难估计不足。当卫国战争中不得不真枪实弹地进行战斗时，为所有和平时期的考虑不完善将得付出最昂贵的代价--人的生命。而布琼尼对法西斯德国的后勤保障像钟表一样工作表示怀疑，也是枉费心机。很快，红军将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去证实这一公正的评价。
可以设想，第一场演习中“东方”之所以失利，是因为照搬东普鲁士构筑威力无比的防御工事以及梅列茨科夫制订演习计划时犯了错误。第二场演习中，苏联方面的胜利看起来完全合情合理。它的胜利原因不是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帕夫洛夫和库兹涅佐夫指挥的“西方”、“西南方”和“南方”的作战兵力，而是因为正确地选择了主攻方向。因此，梅列茨科夫所描述的关于演习讲评的说法看起来更接近实际情况--没有帕夫洛夫、朱可夫、库利克和其他人的发言，只有一个胆子不算大的总参谋部管理局局长瓦杜金试图为自己的上司开脱。至于谈到斯大林马上就宣布了对朱可夫的任命，很显然，他还在与梅列茨科夫和其他军官见面之前就已经做出了这一决定。这儿，朱可夫在战役和战略演习中的表现以及他在会上的发言起了主要作用。巴格拉米扬和伊万诺夫写的报告太好了。斯大林认定，作报告的人完全适合担任总参谋长。谁也没有记起很久以前罗科索夫斯基亲笔写的证明，说是绝对不要推荐朱可夫到司令部工作。实际上，朱可夫最适合当的是梅列茨科夫失而复得的那个职务--负责战斗素养和军事训练的副人民委员。那样，朱可夫就更可以大显身手了。
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很肯定地说，当时对于新的任命并不感到高兴：“这个决定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沉默了一会儿，我说：‘我从来没在司令部工作过，一直在野战部队。总参谋长我干不了。’‘政治局决定任命你。’斯大林说，他把‘决定’二字说得很重。
我明白了，任何反对都将无济于事，只好表示感谢对我的信任，然后说：‘好吧，如果我当不好总参谋长，请还是让我回部队吧。’‘那好，我们一言为定！明天中央颁布命令。’斯大林说。
一刻钟以后，我到国防人民委员那里。他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表示不愿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刚才斯大林同志给我打来了电话。现在你回军区去，尽快到莫斯科来。基尔波诺斯上将受命接替你当军区司令员，但你不必等他，暂时让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代理司令员职务好了。’”
简直是梅列茨科夫身上发生过的事情再次重演。也是被委以重任的候选人请求不要任命自己，而斯大林又一次要求立刻就职，为了以防万一，如果工作干不好的话，还答应替他换一个职务。
但是，自相矛盾的地方就在这儿，在朱可夫同意斯大林的任命后--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很可能，就是救了自己的一条命。退一步说，如果朱可夫1941年1月没有当上红军的总参谋长，那么他的仕途完全有可能很快走下坡路。要知道，如果当年哈拉哈河上的英雄继续担任基辅军区司令的话，那么，他很有可能会重蹈基尔波诺斯的覆辙--将军于1941年9月在冲出基辅重围时壮烈牺牲。或者，乐观一点想，也会成为德国人的俘虏。说实话，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大将也有可能被任命为更高一级的职务，如西南方面军的总司令。但这种任命未必就能预防西南方面军主力在第聂伯河悲剧的发生。斯大林直到最后还试图保住基辅并从未考虑过撤退。当然，也可能把失败的责任归咎到朱可夫身上，也不排除接下来斯大林勉强任命他为方面军的总司令。可是，坐在总参谋长的职位上朱可夫就显得安全多了。斯大林懂得，把战争最初几个月的失败归咎于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的领导是要冒风险的--在人们的意识里，想到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也就会想到斯大林本人。
一再拖延的“大雷雨”计划
1941年1月31日，朱可夫完成了在基辅的交接工作来到莫斯科，并于第二天开始走马上任。他的当务之急就是训练红军做好准备，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战争。遗憾的是，朱可夫并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一帆风顺。
正好在1941年2月开始组建20个新的机械化兵团，虽然此前第一批组建9个机械化兵团的工作并没有完成--还在1940年夏天就开始了它的组建工作。朱可夫作为总参谋长，无论如何也没有反对这一措施。同时，很显而易见的是，宁肯拥有数量少一点、但配备完整齐全的兵团，也不要那些数量很多、但武器和装备的配备完全跟不上的兵团。但是，脱离实际的追求巨大规模是苏联军事组织和军事计划所特有的。
新的机械化兵团所拥有的坦克数量是原先的2倍（1031∶560）。通信联系手段的数量没有增加，而个人的素养水平更低了。要管理这样的兵团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卫国战争一开始，它们就变成了包袱。几百辆坏坦克堵在路上，只能影响部队其他坦克的运行，随后就变成了敌人轻而易举获得的战利品。其中一个坦克师的师长С.И.波格丹诺夫--后来当上了装甲坦克部队元帅，在战前就曾十分公正地断言，他的坦克师会变得比坦克旅还要弱，这是因为：“穿甲弹太少了。每组平均有1～2个新战士。在组建师建制时，经验丰富的坦克手都担任了中级指挥人员职务：坦克指挥员成了排长，机械师和驾驶员成了分管技术的副连长。还在两个月以前，团司令部就变成了营司令部……如果一瓶酒里面搀进了三瓶水，那这已经不是酒了……”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形：红军越是紧张的为战争做准备，它就变得越是没有战斗力；坦克和飞机的数量不断在增加，可是熟练驾驶员的数量在持续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