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当时“天京”的现实状况，手握军权的东王杀天王很容易，身居深宫的天王杀东王很困难。但是，细究起来，在基督教中，甭说天王和东王，连“皇上帝”也不应该称为“万岁”，因为“上帝”是超越时空的神，是永恒的象征，是永远不休的，“万岁”何能显示其神圣？
当然，当时的《金陵省难纪略》等笔记，也有一些道听途说，都讲杨秀清想刺杀洪秀全，连爱尔兰人肯能也以“目击者”身份言之凿凿地作如此说，表示说是杨秀清“篡弑未成”。肯能这个老外，他所记述大多是瞎编，其中破绽百出。清人笔记《金陵省难纪略》对于洪杨关系也是妄自揣测。杨秀清如果真要杀洪秀全，极容易不过，借口“天父”下凡，洪秀全就不敢不来。所以，杨秀清个人膨胀是真，篡弑在当时还未在考虑之内。因为毕竟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象征和符号，把他弄死，整个“太平天国”的理论基础就消失，玲珑剔透的杨秀清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很难能下决心果断动手。
“替罪羊”韦昌辉
国人在数十年的“阶级分析”宣传下，说起韦昌辉，基本上都会切齿痛骂：这是一个混入农民队伍中的地主分子！我们依据贫乏的想像，总觉此人是个相貌猥琐的坏人样子。其实，单从相貌而论，韦昌辉身高一米八多，相貌堂堂。而“副统帅”杨秀清反而是个身高一米六几、瞎一只眼的“残疾人”。
韦昌辉是个真正的悲剧。他破家倾财加入“革命”，先被领袖洪秀全利用杀杨秀清，又被领袖出卖，被人杀掉，他本人又在历史上被后人一直泼污水，如此的悲剧遭遇，世间罕有。
韦昌辉，又名韦政、韦正，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人。《天情道理书》记载：“至于（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亦是富厚之家。后因认定天父天兄，不惜家产，恭膺革命，同扶真主。”如此一个“背叛”了自己阶级、弃财不惜身加入造反队伍的人，后来竟被说成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确实悲哀。
当然，韦昌辉加入拜上帝会，也不能就说明他“觉悟”多么高。因为同乡有功名的生员梁嘉与大黄江巡检黄基数次勒索欺侮，韦昌辉悻悻之余欲报仇，才愤而加入“革命”。
韦昌辉家在当地，家境虽富，却也是个土豪，因为没有功名，常常遭受同村刘姓等大姓地主的欺侮。韦昌辉之父韦源玠很想望子成龙，不时催儿子辈去桂平赶考，希望有朝一日光大门楣，弄个功名当个官儿，以泄昔往受人欺压的鸟气。但韦氏兄弟考试无运，与洪秀全一样，连年名落孙山。无奈何之余，韦源玠只得花钱为儿子韦昌辉捐了个“监生”，这样，儿子总算有了个“功名”。
不久后，恰逢韦源玠七十大寿，韦昌辉以孝子名义，大请四周村邻，显摆抖阔也就罢了，为了慰老父之怀，他还特意让人做了块“成均进士”的金匾，高挂府门。所谓“监生”，原指在国子监肄业的学生，而国子监在中国古代就叫“成均”（大学的意思），所以，韦家挂一块“成均进士”之匾，依礼制，并非僭越牛逼过头，因为他们家确实有一个买来的“监生”身份。
但是，大酒大肉大摆谱，让旁人眼红嫉妒。邻村一位大烟鬼秀才蓝如鉴和乡内的催粮官吏骆某人，在韦家大口吃喝之余，合谋想敲诈韦家。于是，夜半无人时分，骆某人带几个伙计，铲除了大匾上的“成均”二字，然后，稍等了一会，早晨就带差人闯入韦家，指称韦昌辉假冒“进士”，违越礼制。
韦家老小当然不干，立即争辩。但出门一看，却见匾上只剩“进士”二字，韦昌辉一家顿时哑口无言，如遭棒喝。这种“罪名”可大可小，但比现在的假冒学历，后果要严重得多。
同乡有功名的生员梁嘉和大黄江巡检黄基得报后，正在一起吃酒的二人拍掌大笑，他们也正好缺钱用，立刻觉得可拿韦家这窝土老冒当银号来使。于是乎，小事做大，把韦源玠老头抓入新屿的团局，又打又逼。
大板子实在抗不过，老韦只能忍痛交出数百两雪花白银，这才能暂得归家。
如此，事情还不算完，蓝、骆二人撺掇巡检黄基，几个人要再敲韦家几千两白银，所以韦昌辉不得不四处借银。
此时，洪秀全、冯云山正在附近“传教”，韦昌辉向二人借钱、问计。老洪不是吃素的，他对韦昌辉说：“银子如水，滚进官府没个完，不如开炉打制刀枪，共除这些妖魔鬼怪害人虫！”
韦氏父子怨气满胸，闻言立刻拍腿应允，从此加入“革命”队伍，在家中大院开架12座炉炼铁，以打制农具为名，打制起事用的武器。
武器很多，打制完毕后，韦昌辉悄悄投入犀牛潭中。金田起义时，洪秀全对教友们说：“上帝阿爸已经赐给我无数刀枪钉耙武器，要我们灭除清妖，现在，犀牛潭中已有不少天降武器。”
农民教友们将信将疑，结果，入潭寻摸，果然发现大批武器，大家一下子高兴雀跃，更加迷信洪秀全。
所以，韦家对洪秀全起事之初的帮助，无人能比。
倘若没有韦昌辉家族的倾力相助，“金田起义”便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在“金田起义”爆发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清政府的许多官方文件均把韦昌辉列为“逆首”，显然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力。直到咸丰元年九月初八咸丰帝给赛尚阿的一份谕令中，清廷才称洪秀全为“逆首”。
“逼封万岁”事件发生后，据事后天王府中一位姓王的老妈子回忆，洪秀全连夜召集一些人紧急密议，准备诛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受密诏，先后回城参加诛杨活动。如果说是韦昌辉假称奉旨杀杨，秦日纲也不可能有这么大胆参与军事行动，所以，洪秀全的两道密诏是杨秀清的催死符。
后来的不少研究者，总以石达开被俘后写下的《自述》中一段话引申，证明并非是洪秀全授意杀韦昌辉：“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特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从这段话中，似乎韦昌辉是主要责任人，但大家可能忘了，石达开本人也是“天京事变”的关系人之一，韦昌辉杀了他全家，而他日后跑出城，挟众而来，更是迫使洪秀全转舵杀了韦昌辉。正因如此，石达开的话供肯定有倾向性，大说韦昌辉的不是。相较之下，李秀成的《自述》比较公允，但出于为尊者讳（或者他也不十分明白实情），只作如下表示：“东王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北（王）、翼（王）二人同心，一怒于东（王），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可以明确地讲，参与杀害杨秀清，石达开本来也有份，只是当时路远，他没有及时赶回南京而已。
杨秀清在世时，非常猜忌石达开。他曾怕石达开在安徽独大，屡次调人以分其权。石达开日后所写的《自述》中，其实有三大问题与“天京事变”真实情况不符：其一，他把“天京事变”提前了一年（也可能是误写）；其二，本来是石达开兴兵以大军逼洪秀全杀韦昌辉，《自述》中却说是洪秀全主动杀韦昌辉；其三，杨秀清是在“逼封万岁”后被杀，而《自述》中讲洪秀全故意加封杨秀清，韦昌辉不服气，杀杨秀清——所有这些，都是石达开故意编造，以证明他本人完全没有参加“洪杨内讧”。其实，种种史料证明，在洪秀全诛杀杨秀清的行动早期，石达开本人也是密谋者之一。
杨秀清有勇有智，自不必说，但他为人也是“阴忍而残刻”，严刑峻法，果于杀戮，威风跋扈，不知自抑。他对洪秀全本人假装“天父”下凡予以折辱不说，对天王的二哥、族弟，皆敢责辱呵斥。英明神武如石达开，每见杨秀清也要跪禀听命，还特别怕他“下凡”时杀掉自己。杨秀清本人和韦昌辉、秦日纲等人最大的直接冲突，源于1854年夏初的一件小事：燕王秦日纲手下有个牧马人，路遇杨秀清一个族叔，没认出人来，所以没有立即下跪行礼。杨大叔怒了，立即让从人把这个牧马人揪下马，鞭打二百后，送往刑部黄玉琨处要求“严加惩处”。黄玉琨也是个侯爷（卫国侯），觉得杨秀清族叔太过嚣张，不买他的账。杨大叔更怒，一脚蹬翻黄玉琨桌案，转身跑去族侄杨秀清处告状。
杨秀清闻言大怒——不给叔叔面子，就是看不起自己，于是他立刻下令当时主管刑部的石达开逮捕黄玉琨。相关部门的首长秦日纲和陈承瑢很生气，上书辞职，杨秀清雷霆大发，下令韦昌辉杖责秦日纲和陈承瑢，最后，把那位倒霉的牧马人五马分尸，以清族叔怒火。
杨秀清和杨大叔气平了，但其余诸人胸中的怒火勃勃燃烧。杨秀清为如此小事得罪那么多人，可见他当时多么猖狂。
作为北王的韦昌辉，日受挫辱，却也不敢发作，只能对东王跪迎跪送，常常脸带笑容低三下四地讲：“非王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客家话，指自己见识短），几不知此。”杨秀清不傻，一直暗防这位北王，所以，北伐关键时刻派援军，他就没有让韦昌辉前去，生怕他出外“另立山头”。后来，他屡夺韦昌辉兵权，并因水营之败杖责过北王。
怨恨日深的情况下，身在江西前线的韦昌辉接到洪秀全密诏，自然把此事当作头等大事，即刻率三千军马火速赶回“天京”。当时，虽然清军江南、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但局势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天京”城防守森然，各个城门皆由杨秀清嫡系把守，如果韦昌辉手中没有洪秀全的令牌，他那三千人马根本没有入城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