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专署以上其他劳动造改队的经费，第一年按每个犯人生产基金五十万和半个供给制机关人员的供给标准，由中央拨付（估计人数约二十万左右）。第二年应作到全部或大部自给。
（三）县以下劳动改造队和其他犯人，仍按相当于供给制机关工作人员三分之一的标准供给，必要时也可以县为单位，由政府酌发少量生产基金。干部及监护武装，均不另增（如每县能组织犯人百人从事劳动，即有约二十万人）
（四）凡已有劳动改造工作者，应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扩大。其所需经费，由所属之上级，按具体情况，另以概算。
县、专区和省三级犯人数目的分配。由大行政区决定之。
己、对参加劳动的犯人，应有适当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和必要的卫生医疗工作，应按其劳动和政治表现的好坏，给以恰当的和严明的精神和物质奖惩，并以减刑和加刑作为最高奖惩办法，其条例另订之。
庚、为了迅速并切实有效地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在各级公安部门内应增设专门管理机构。大行政区、省和大市设劳动改造管理处（每处二十至三十人，分教育、管理、生产三科），专署一级设科（五至十人），县设股（二至三人）。此项干部，应由地方党委从前述百分之五的比例数字内，或县原有干部名额中，调配之。在省以上各级政府里，并应由有关部门联合组织劳动改造指导委员会，以加强对劳改工作的领导。
梁志同志代表省委、省政府传达完《通知》后，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说，自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生的革命政权开始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为镇压敌人建立红色政权，我们的党就开始了新的监狱工作实践。在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红色政权设置了看守所、劳动感化院、苦工队和监狱四种类型的监所。抗战期间劳动感化院更名为自新学艺所。解放战争时期，还增设了管制队、训育队和劳改队。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我们不仅颁布有关于监所立法的成文法，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感化院暂行章程》、《司法人民委员部对裁判机关工作的指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而且革命的监所还逐步建立起了各项管理制度，如收押和看守制度、犯人财物保管制度、教育与生活管理制度、生产劳动制度以及在抗战时期实行的监外执行制度和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减刑、假释制度。在对犯人的管理中，我们坚持实行教育感化的方针，重视政治教育和感化教育，坚决废止肉刑，禁止侮辱、虐待和对犯人的一切非人道待遇。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监所所取得的工作经验和狱政思想奠定了我们新中国监所创立的实践基础。自从新中国诞生以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重视监狱、劳改工作。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的《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试行组织条例》第2条就明文规定了司法部有“关于犯人改造监管机关之设置、废止、合并、指导、监督事项”的任务，司法部也专门设置三司主管全国的狱政工作。1950年7月司法部史良部长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关于目前司法行政工作报告》中指出，司法行政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督促各地对犯人的管制和改造工作”。自从监所在组织上从司法部门移转到公安部门后，12月30日中央公安部发出了《关于加强监狱工作的指示》。在1951年的3月司法部史良部长还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对于监狱政策观点的检查〉的通报》，强调要正确地执行惩罚管制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狱政方针。1951年5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做出了《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提出了“三个为了”的方针，明确了我们监狱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改造犯人，劳动生产是改造犯人的基本手段，其最终的目的是通过组织犯人开展劳动生产，从政治上把犯人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经济上为监狱的建设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物质基础。总之，《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对劳动改造工作的领导体制、机构设置、干部配备、武装看押、经费开支、生产方向等问题都做了具体的规定，这标志着中国劳动改造制度正式创建。
伍忠传达了西南公安部“一劳”会议确定的劳改工作总方针：“确实组织劳改，打通干部思想，长期打算与吹糠见米相结合，组织伙食管理与防止疾病相结合。”根据西康省的实际情况，从现在起要省、专、县三级办劳改，先分散后集中，当年打下基础，第二年力争自给自足。”
走出大会的礼堂，牛剑、秦梅热心沸腾。他们想：“中国的监狱、劳改工作在全国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的决议》的指引下，必将迎来新的曙光！”`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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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溯到一年前！
1950年7月，中国政府根据《波茨坦公告》、纽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军事法庭有关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罪犯的规定和中苏签定的有关条款，开始正式接受由苏联政府移交给我国的在侵华战争中被苏军俘获的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的日本战犯共计982人，伪满州国战犯71人，其中包括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五部六藏、日本陆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日本宪兵大佐斋藤美夫、还有伪满州皇帝爱新觉罗傅仪……
“呜——”
在苏军押送战犯的闷罐车专列飞速地驶抵绥芬河车站，中苏办理完移交手续后，秘密押解战犯的专列启动了，它吐出浓烟，鸣着汽笛，向辽河平原奔驰！
绿色的车窗全用报纸糊好，两个连的兵力日夜警卫在专列上。
各车厢的执勤哨兵各就各位，机动分队按照预定方案分别坐在头尾两节车厢里，随时准备调用。
太阳落山了，夜色很快地拉下了帷幕，列车进入了夜间行驶。战犯们一个个疲惫得东倒西歪，年老体弱的战犯经看守准许后躺在座位底下睡着了，各自发出鼾声。
战犯们睡觉了，可执勤的哨兵却一点也不敢懈怠，他们透过车厢里灯光，警惕地注视着战犯们的一举一动！
在专车上，郝红和医务人员们背着药箱依次对各车厢座位上的战犯进行巡视，看看战犯们有没有病或有什么不舒服，以便及时诊治。在专车上郝红第一次见到了末代皇帝傅仪——戴着一副黄框眼镜，身材颀长。听同行的“老王大哥”王强说，1945年日本投降后，傅仪在沈阳机场等待飞机去日本，还没等日本飞机到达，苏联红军的飞机却先到了沈阳机场，傅仪成了苏军的俘虏，被用飞机载往苏联，并先后在赤塔的莫罗科夫卡收容所，伯力（哈巴罗夫斯克）红河子看守所、第四十五特别战俘收容所的处拘留长达5年之久。由于溥仪身份特殊，苏联在饮食、起居上对傅仪予以特别的优待，让他过着疗养者的生活：在膳食上，一日四餐。早餐有面包和各种点心，咖啡、茶等；午餐至少两菜一汤；下午三四点钟还要开一餐，叫“午茶”；晚餐常吃西餐，内容更为丰富，有牛舌、牛尾、果酒、点心等。在起居上，收容所为溥仪准备了单间，还专门安装了有线广播，播放音乐和俄语新闻节目，闲暇时，溥仪与随从等人不需要劳动，可以在山上、山下、河边、树林散步聊天。更有甚者，当苏方知道溥仪会弹钢琴时，还将一架钢琴搬到了他的住处。后来溥仪听说要将他押送回国，他很害怕回国被镇压，因此在拘留苏联期间多次致信给斯大林，要求留居苏联。1949年12月毛主席和周总理出访苏联与斯大林会晤，出于战略考虑，苏联决定把监禁在苏联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移交给中国政府。
“郝医生，快，有一个名叫藤野久芝郎的日本战犯直喊肚子疼！”王强提着枪飞快地跑向郝红。
“走，去看看！”郝红背起药箱跑了几步又说：“把他带到急诊室！”
那战犯躺在急诊床上，郝红仔细地检查了起来。
“是急性阑尾炎，需马上手术！”
专列在飞快地奔驰，郝红望着窗外：“现在列车哪里了？车上没有做手术的医疗器材。只有与地方医院联系！”
“还没到牡丹江。”王强说。郝红考虑了一下：“王强，只有请示领导，尽快与地方医院联系，赶快做手术！”
“好！我马上去请示！”王强迅速转身离去。
“大家过来，先给病人打一针，我来给病人进行针灸！”郝红一边给旁边的护士说，一边作针灸的准备，她是想先通过针灸稳住病情，等车到了牡丹江站后，再进行处理。
专列终于停靠在牡丹江。当地地方部队和铁路医院的医务人员早已作好接受病人的准备等候在站台。杨宣、邢壕、王强、郝红等急忙将病人藤野久芝郎抬下车厢，送往铁路医院。
火车继续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奔驰。
“开饭了！开饭了！”
工作人员给座位上的每一位战犯端去了一份面包、火腿肠和咸鸭蛋：“不够的话，可以再加！”
望着奔驰的列车和威严的干部与战士，一路上，战犯们有的强颜喜悦，有的故作镇静，有的心怀狐疑，有的惊恐万状！
为了避开在车站同客车相会，避免火车外界对战犯造成影响，列车走走停停，数日后的凌晨到了抚顺车站。
抚顺车站警备森严，制高点上架设着机枪。列车停稳后，战犯拿起自己的行李由看守人员的带领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