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说过：三天可以出一个暴发户，三年出不了一个贵族。富的地方——也只是相对富裕的地方就真的没有问题了，河南的土气难道别的地方就没有？先富起来的人应该做的绝对不是用歧视的眼光去看待尚不发达的河南，与刚刚进了一趟城，看见“革命党抢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和“杀革命党”的场面就对小D趾高气扬的阿Q 相比实在没什么区别，这种对于贫穷的歧视和地域文化的歧视，难道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
在西方的电影界，很少有人将摄影机对准东方。但如果需要表现一位处于社会下层、从事低级劳动或做违法之事的贪婪而报琐的角色时，中国人通常是主要的选择。因为在不少西方人的眼里，中国是落后的，中国人是愚昧的——也就跟中国人说的“土气”一样。近年来也时而听到在国外的华侨或华人出于民族自尊前去电影公司抗议的事情，某些外国人无视中国的发展，丑化中国人的做法应该受到义正词严的谴责，但在中国国内，有人以种种言行进行地域文化歧视、丑化河南人，难道河南人就没有权利对其提出抗议与批评吗？
第一章 荒诞世界——被丑化了的河南人
二、丑化河南人的过程
历史是一面镜子，会给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留下各异的影像。如果让人们描绘一下镜子里河南人的形象，相信民国时期可能是饱受战乱、水旱的“流民图”，五六十年代也许是(奇*书*网-整*理*提*供)捧着麦穗的公社社员、修建红旗渠的劳模、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还有《朝阳沟》里的栓保和银环。但到了今天，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历史这面镜子随着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异化”而变成了哈哈镜。而河南人中首先进入这面哈哈镜中的就是民工，继而是商人，再后来就是在新经济背景下显得傻里傻气、愚昧落后的河南农民。
河南民工，准确地说，是农民工——带着浓厚河南农民习性而到城里扒食的口音独特、衣衫肮脏、蓬头垢面的建筑工人、收废品的、卖蔬菜水果的，因为他们是历史上第一批大规模登上全国性舞台接受全社会审视与评判的河南人。
民工潮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千百万各地的农民脱离了土地的束缚南下北上，东迁西移，带着各种各样的梦想到城市寻找新的生路。对于素有头脑灵活，善抓机遇和有着经商素质的沿海一带的农民来说，外出打工、经商也许不是太难的事情，尤其是广东、福建和江浙一带的人数百年前就有不少已开始漂洋过海。但就千百年来受传统重农轻商思想影响的河南农民来说，的确是经历了一番心灵与现实的搏斗。
《黄河人》一书的作者在分析黄河流域农民对于外出谋生的心态时认为：“在传统黄河人眼中，为挣钱而舍弃老婆孩子热炕头，在举目无亲中风尘仆仆地操持末业，去冒叵测的风险，经受多方的白眼，其滋味无疑近乎流放。”
的确，在河南，“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农民们亘古的理想生活，“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是他们难以改变的信条。在古代，人们崇尚耕读持家，贫困的农民省吃俭用好几代，就是为了圆一个“有田梦”，在这里，田地的多少是衡量一个人或一户人贫富和社会地位的标准。即使在外边，朝中或是省上做了官的，也都时刻想的是积攒钱财在乡下置地，以备有朝一日回乡重拾耕读生活；而在外边开了店铺以经商为主业的人，也总是忘不了随时将自己的钱财拿到老家换成田地。
河南人对于土地的眷恋在全体中国人中都是有代表性的，在万不得已时的背井离乡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灾难。历史上黄河多少次泛滥决口和改道，一次次将他们的庄田和梦想摧毁，而他们却一次次把重建家园的希望栽植在黄河水淤成的盐碱地上，故家难舍，故土难离，是他们永远解不开的心结。河南作家李卓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即反映了这种精神。因此当浙江温州人在河南人的家门口经营起他们的小商品店和发廊的时候，这里的人们依据自己的想法甚至还给予这些外来谋生的人以无限的同情：“看看，这娃儿多可怜！”因为他们的逻辑是：人如果在家乡活得下，谁会四处流浪谋生？
第一个走出中原打工的农民应该是一个英雄，他从乡间迈向城镇的一小步，却是河南发展历史上的一大步。
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激发了千万生产于斯的农民致富发家的欲望，看到江浙的民工致了富，看到十万大军出大山，他们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终于接二连三地从原野、山间和盆地走了出来。
记得有位史学家说过，古老的中国犹如一个重负而破旧的大车，要使他车轮转动起来很难，但一旦开始前行，巨大的惯性将使其滚滚前驶，很难有力量使他停滞下来。对于河南的民工潮来说也是同样的规律，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走向了东西南北，见到了全新的东西，学习到了新的观念和技术，也为家乡寄回了一张张靠劳动挣得的汇款单。
据媒体报道，2000年，河南全省对外输出劳务680万人，创汇达279亿多元，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涌动着的民工潮自然伴生了诸多社会问题，比如交通、市容、治安、管理等问题。“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少数河南民工在外出后表现出的低下的素质也使河南在形象问题上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成为今天许多人丑化河南人的口实和由头。
应当说，走出河南的民工是吃小麦、喝黄河水长大的，他们身上流淌的仍是河南人的血，难以摆脱的仍是河南人特有的品质和缺点。面对着外边精彩的世界，每个人心中应该说都有着憧憬和希望，多数的人在城市里靠自己的力气吃饭，并攒下了余钱。由于文化水平有限，河南人在外打工主要从事建筑。修理、保安、卖菜和收废品等行业。河南民工在许多城市几乎包揽了大中城市市民的吃喝拉撒，同时大多数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良好的成绩，许多人成为所在城市的荣誉市民。第三届北京十佳外来青年中就有两个河南人：一是家住长垣县、现任河南省新蒲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北京公司的经理冯明亮，一是家住郑州、现任北京鑫丹妮科技发展中心的总经理吴作仁。
尽管大家都说“没有卑贱的职业，只有卑贱的人”，但不容否认的是，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河南民工所从事的本身就是一个个先天性遭人歧视的行业，是民工中的边缘人，更是都市里的另类和边缘人。由于职业的局限和本身经济能力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穿着不干不净的服装，陌生而胆怯地行走于像麦田一样宽阔的马路上，走在像繁星一样灿烂的霓虹灯下，无论是服饰和神态都难与外在的环境协调。在北京拥挤的地铁和公共汽车上，常能听到北京人那清高的声音：都是这些民工把北京交通搞得这样乱。在上海的南京路，不也是时常有穿着时髦的女士掩着鼻子冲着过往的民工说：阿拉上海让乡下人搞得臭气熏天。
民工身份在都市里的尴尬地位加上少数民工表现出的种种不良甚至不法行为终于使整个河南民工和河南人蒙羞。这些民工中，造假行骗的有之，偷盗欺诈的有之，杀人越货的有之。尽管他们是河南民工中的极少数，但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加上各大城市公布的外来人口犯罪情况与各种河南民工违法犯罪的突出报道与渲染，以及包括段子在内的口舌文学的兴起，就使河南民工的整体形象被扭曲了，河南民工在外地人的眼中成了造假、欺骗、刁滑、无赖、土气而肮脏的一群，众人惟恐避之不及。
在外地人的眼中，河南似乎仍处于人类社会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人的出现时期，“豫商”原始而笨拙，他们不过是农民中刚刚分离出来的带着“土气”的“杂货铺的老板”，既无现代经济的专门知识和营作理念，又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因此成为河南人造假、吹牛、土气的典型代表。
实际上，中国早期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商人均出自河南，一位是春秋时期的越国大夫范蠢，他在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战败吴国夫差后深知“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良臣亡”的道理，与西施泛舟于西湖后走上经商之路，成为中国传统商人的鼻祖，至今河南南阳仍被称为“范蠢故地”。另一位便是出生于河南淮阳的吕不韦，此人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才情与商情同样富有的杰出人士。他用自己经商赚得的富可敌国的财产参与政治，为秦国最终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一统华夏江山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主持写作了流传至今的重要典籍《吕氏春秋》。
当然，这两位都是中国盐铁经济时代的宠儿，在目前市场经济下河南商人实力相对薄弱的背景下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但今天“豫商”的问题是否就是人们纯粹的“品性”与“诚信”问题呢？对于他们今天的落后是否就应该肆意抹黑。“落井下石”呢？评价河南的商人应该是从客观和历史的角度来看。
河南近些年的确出了一些“造假”和“诈骗”的案例——正如同浙江、福建经济起步时的情况一样，一些人由于在与河南商人做生意时吃过亏，有这种情结可以理解，但这并不表明全部河南商人是“一团糟”。
我在全国各地与一些商人的接触中也发现，大部分人对河南商人的评价还是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