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因为自己需要平衡就忽视了别人的感受，因为自己需要公平就要剥夺别人的自由。这些人都很可怜，可怜的就像拳击台上被打得晕头转向的蹩脚拳手一样，因为自己没有能力爬起来去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只能向台下的观众挥舞拳头。
再之，对河南人的歧视还满足了那些具有“专制人格”人的人格需要。
有证据表明，在仇恨的一般倾向上存在着个体差异。换而言之，有些人易于接受偏见，这不完全是由于当时的外部影响，而是由于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阿伦森（美）
我不知道河南人在外地供职的单位里是不是有这样的同事或者领导，他们一般都有这样的特点：信仰坚定，往往持有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容忍自己和别人的一丝脆弱，喜欢严厉的惩罚，十分多疑而且极其仰慕权威。
本文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叫中国工人下跪的外国老板大致属于这种偏执的“专制人格”，如果她也歧视河南人、甚至中国人的话，我想我们当然会有更多不下跪的理由。
盲目的从众也是导致人们产生偏见歧视的原因之一。
那些无聊的看客、无脑的听者，在得知河南人被侮辱和歧视之后依然对所谓“段子”津津乐道，实际迷途而惘然不知返者大概都应该归入此列。
偏见与歧视是一种并不突显的社会现象，它背后隐藏着的东西要比已经暴露出来的东西可怕得多。要治疗这种病态，我们必须号召大家都来擦亮自己的眼睛，把潜藏在自己内心自私的东西全部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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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和偏见是对双方的伤害，它既会使歧视者原本就失去平衡的内心更加地异化，也会使被歧视者最后的尊严出现另类的质变。
这已经是一个共识。
找到歧视原因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和消除歧视，而减少和消除歧视最好的方法和途径就是使歧视者和被歧视者双方能够相互依赖。
为此，我们还必须尽力改造舆论，创造新的环境。
河南人当然需要好的经济环境。
假使我们听任某些地方某些人士把攻击河南的“段子”继续讲下去，其后果是，势必会在全国兴起一种抵制河南的“潮流”（现在已经出现了若干苗头），那么，河南人的处境一定会更加艰难（因为歧视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所提到的任何问题）。可如果我们劝说那些人从现在开始就“口下留德”，并和大家一起把所有的骗子都送上法庭，那我们河南乃至于全国的经济环境都会好很多。
河南当然也需要好的文化环境。
假使我们中的那些讲“段子”的、传“段子”的以及一切对河南人怀有不良印象的人，从现在开始都能够反恭自省，真正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平自由理念的倡导与传播者，那对我们所有的事业都必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可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
优秀传统文化依附于人，公平自由理念讲求人本，而在我们很多人的内心都缺少最基本的人文信念，非人性的道德评判有时候甚至会遮蔽我们原本和善的良心。
从古代的“株连九族”到文革时期的“棍打一大片”，从骂人总要习惯性地捎带人家父母到因为看不起一个河南民工发展成歧视所有的河南人，我们一直都在把这种错误的观念向外延展，也向后延展。
你打我一拳吗？好，我还你两脚。
你坑我一次吗？好，我坑你三遍。
你害我不成吗？好，我反过来就把你消灭。
你肉体上折磨我吗？好，那我就叫你在肉体和精神上加倍偿还。
变本加厉的复仇，不遗余力的打压——这种弱小者身心脆弱的最具体体现，是我们民族的缺点，也是人类的缺点。
前些年，当对中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口号在全国叫响的时候，曾有不少人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我们的民族如此苦难深重，难道我们不应该让自己的下一代多“吃些苦”、“多受些罪”来迎接未来的挑战吗？报纸上洋洋洒洒；电视上也是慷慨激昂，甚至列举出了日本的“惩罚式教育”等。他们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让孩子们在压力中成长，以便将来能挑得起祖国建设更重的重担。
笔者不愿意再去评价日本这个民族了，只是想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他们要担负的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究竟是把一个东方大国的前途交到那些从小饱受压抑、心理健康、胸怀坦荡的人手中呢？还是要把它交到那些心胸狭隘、英雄气短的人手中？
结果虽然不言自明，但我们深知——在我们民族人文主义思想的提倡和教育方面，确实任重而道远。
前文所提到的某些“段子”确实编造得十分机巧，这恐怕也是它广泛流传的一个原因。但有一点，从这些“段子”上精彩的言辞、绝妙的构思上面看——它的作者大概应该算作一个文人。
这让我又感到十分的悲哀。
中国的文人不容易，屡遭劫难，家境贫寒，“穷且益坚而不坠青云之志”——我们原本有着深厚的文人传统和智慧良心。
可是关于河南人的所谓“段子”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当下文人身上的弱点。
巨变的时代同样在震撼着文人的心灵。时代的车轮把他们中间积极进取的一部分人送上了通向未来的思想列车，也把无所事事的那一部分人赶进了无聊寂寞的饭店、茶楼、酒吧、歌厅之类的交际圈——他们成了物质生活的附庸，成了享乐观念的俘虏，没有了自主思想、自我意识的文人只剩下了清闲的杂谈（确切地说是“瞎侃”）和残余智慧的斑点（确切地说是“花招”）。
他们已经和理想告别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游戏人生，自己的，别人的，大家的，所有的。
由于职业的惯性，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看到事情的关节，也更熟悉编造的技巧和词语的修饰。茶余饭后，为了显示自己的风雅（实际上是为了给出钱请客的人捧场，要不他以什么回报人家呢）便开始讲述自己新近的大作——“段子”。
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一种是时代的超前者，他们走在所有人的前面，面对未知内心时有茫然，但他是充实的；另一种是时代的落伍者，他们走在所有人的后边，眼看着前路迢迢不由心生寂寥，他是空虚的。
这一类文人已经被世界和时代远远地抛弃了，他们只能这样生活。
我尊重文人，但却鄙视这些无聊的“师爷”和“弄臣”，我们当然用不着去堵他们的嘴（他们巴不得有人去招惹他们，以借机犯事），我们也用不着和他们理论什么，因为，河南人本来就不“尿”他们。
假如我们的社会有了足够的人文精神，假如我们的身边没有了无聊的颓废文人；假如我们的四周都是身心健全、积极进取的朋友，那么——对“农民”的歧视不会发生，对“下岗工人”的歧视也不会发生，对“河南人”的歧视就更不会发生，对所有弱者的歧视都不会发生，歧视就根本不会发生，我们这个伟大国家该会是多么的强盛啊。
潘多拉魔盒内飞出来的那个叫做“歧视”的精灵已经在我们头顶飞翔了许多年了，有时近，有时远。单单依靠河南人的手把它捉住再放回到盒子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恐怕要等到很多年以后，还要靠我们所有人的努力才行。
但，即使它在也并不可怕。
因为，仙女潘多拉打开盒子后，在飞出来的许多精灵中间还有特别的一个——她飞得很缓慢、很小心，而且一直飞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她的名字是：希望。
第四章 站在丑化与歧视的背后——为什么丑化河南人
二、为什么丑化与歧视河南人
毫无疑问，丑化与歧视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最原始、最丑陋的劣根性。数千年来时骤时纤的传统政治歧视在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消失殆尽，但不幸的是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以“经济”为标准的另一种丑化与歧视又头角渐露，其典型体现便是对河南人的整体丑化与歧视。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这种分配制度和“斗私批修”风潮的影响，人们的经济水平差别不大且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因此在经济上的歧视基本不存在。而今天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是产生新的歧视的大的社会背景。纷繁复杂的价值观中“金钱崇拜”、“蔑视贫穷”一类，正是对河南人丑化与歧视的理论与思想基础。
为什么偏偏丑化和歧视河南人？答案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
说它简单，因为有这样一种观点可以明确：河南不少人做的坑、蒙、拐、骗的勾当只是一些人丑化与歧视河南人表面的借口和由头，绝不是答案的实质与核心，对河南的丑化与歧视缘于河南的贫穷与落后。
说它复杂，就是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新时期以来具有实质意义的第一波丑化与歧视的目标并非发达省市的广东、上海和浙江，亦非贫困地区的青海、甘肃和宁夏，而是直指位于中原地带的河南？
河南不沿边靠海，但不是很闭塞的；河南经济不发达，但不是最穷的；河南人市场经济头脑不丰富，但也不是最匾乏的。应当说，单纯一个闭塞、一个贫穷或是一个思想保守都不是河南被丑化与歧视的推一原因，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能成为被歧视的对象需要同时具备多个条件，而河南不幸兼而有之，在地域、经济、传统和现实的观念方面都显现出独特个性，构成了足以使其被丑化与歧视的“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