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现在老师水平的绝对值，不知要高出那时老师的多少倍！只是现在老师的水平和学生家长的水平，差距越来越小了，要求越来越高了罢了，其实，有很多人的水平远远高于老师。再有就是，那时的学生没有一本课外书可以阅读，几乎是生活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自然孤陋寡闻。
1960年冬，我念初三了。这是一个严寒饥饿的冬天。大概是全国的农村都实行了“食堂化”了。食堂给每个人的“定量”，实实在在地把每个人“定”在挨饿的数量上。母亲为了给弟弟妹妹们多吃上一口饭，在大家的劝说下，也和别人往回带几把玉米粒。谁知道头一回就让队长给发现了，别人会装，母亲不会。（此节未完，请待续作者注）
2 乌鸦颜色的老师（一家三姓） （2）
2乌鸦颜色的老师（一家三姓）（2）
这可是违犯粮食政策的严重“罪行”啊！得到的惩罚是：取消一个星期的食堂伙食供应。惨了，一家人靠吃什么活着？只有野菜充饥啦。
事发的时候，父亲早就调到很远的学校了。听说之后，他当即决定搬离那家窝棚，到离那里以北6华里的二道房定居，免得再出什么不愉快的麻烦来，因为“告发”母亲的正是我们的房东。
在姓郭的房东那住，我们是“二进宫”了。1957年晚秋时节，我家搬出了那家窝棚，搬到离那20多里路的郭家沤麻坑，父亲调到那里教书半年多了。1960年春又搬了回来，还是住在老房东那。
我们去的二道房，严格说叫“大桥”，北面紧靠沈北大堤，东为沈法公路，西临现在的二道房村，与其接壤。我们要去的地方属于德盛堡村。
可惜“德盛堡”这三个字的真正含义了，如今竟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村名就是这三个字。我第二代身份证上显示的都是“德胜堡”！很多人干脆称“德盛堡”为“得胜堡”，这么叫，也这么写，遗憾了！要晓得，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呢，下文再说吧。
搬家的时候正赶上我放寒假，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我做梦都不会想到，这次搬家竟是搬进了马老师的家！
马老师同父亲是老同志了，早年就十分熟悉。马老师在父亲从新安堡学校调出来后，转到二道房学校教书，家也从那家窝铺搬到了大桥。那时候没有自行车可骑，老师们自好人走家搬，四处游荡，居无定所。
搬家那天已经是中午时分了，马老师没有在家里，是父亲和马老师的夫人商量好的。等马老师回来，父亲又上班走了。
马老师莫名其妙地撞上了我们一家7口，浑身上下没有舒服的地方，整个脸都是埋怨与怒气。他冲着马师娘喊：“你怎么乱当家，两家人住一个屋，怎么过日子？”
是的，那是两间很狭窄的土草房，房主姓刘，受不了饥饿跑到黑龙江找饭吃去了，马老师就在那暂时蜗居，用不着花房租。
马老师吵吵嚷嚷，气得他浑身直哆嗦，看来一时半会不会停止下来。他这样对待我么一家人，就是“逼寡妇出门”。母亲和我插不上话，也没有话可说。奶奶一个劲地赔不是：“马老师，你别着急，我们搬家也很急，在这也就住个三天两宿的，会搬走的。”
马老师没有什么反应，一屁股坐在炕沿儿上呼呼地喘气……
果然，我们一家只在那住了两宿，也让马老师委屈了两宿，就搬走了，搬到后街的李老奶奶那。
李奶奶的年龄比奶奶稍大些，可看上去要比奶奶老多了。老人家满脸的皱纹，尖下颚，两腮也凹了下去，使得脸更加消瘦。她是个很热心的人，说话也是快言快语的，我们去了，像是欢迎久别的家人。所以，那屋子虽然很窄小的，倒让我们一家人心里感到宽敞得很。
这两间土草房和马老师住的那个大小差不多，但却住了三家人。我们没去时李奶奶自己住里屋的南炕，北炕住着老孙家四口，一个大婶领着一儿两女。孙大叔不在家，跑“盲流”去了，说是在黑龙江。
现在，一铺不是很大的南炕，怎么能住得下李奶奶和我们两家人啊。没有办法，我的妹妹们就去孙婶那挤。算起来，这个不足14平米的里屋，一共住了12口人，整天都像笼屉里的饺子一样，一个紧挨着一个，翻个身都很难。
李奶奶一个人生活，在那年月比人口多的人家好维持。在兄弟妹妹的心里，李奶奶吃的饭菜就是过年，令他们垂涎。李奶奶吃饭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掉在人家的饭碗里了。所以，每到李奶奶吃饭的时候，妈妈或是奶奶就令他们到外面走走，尽管那时的天气已经滴水成冰了。
春节快要到了，孙大叔也从黑龙江赶了回来，那屋子就变得越发的狭小了。那时父亲也放假了，三个没有老爷们儿的家庭，刹那间让女人和孩子们感到有了依靠，家也有了难得的笑声。
说起孙家来，我们还是实实在在的亲戚呢。孙大叔的亲堂姑姑，是我爷爷的第3房妻子，孙大叔叫我父亲为八哥，他们早就熟识。
李奶奶有父亲和孙大叔这两个侄子对她的尊敬，她快活多了，不再那么思念她的儿子了，尤其是逢年过节。
李奶奶出身贫苦，有一个比父亲小几岁的儿子和一个早就出嫁的女儿。儿子30多了也没有成家，家贫啊。听说他和一个有夫之妇的女人好上了，因此而触犯了“法律”，在监狱服刑好几年了。要是放在现在，这又算得了什么啊？据说那时因为他没有什么靠山，他又是个小干部，工作上很“左”，得罪了人，被人“鼓捣”进去了。李奶奶就盼着他出来，总在嘴里叨念着，掐着指头过日子。
我们三家在一起相处得很和谐，年也显得有几分热闹，就算是苦中作乐吧。记得过年的时候，父亲还贴了一副对联，他自己写的，我只记得下联，叫做“三家两性和”。
过完年我就开学了，初中最后一个学期。那个学期我不回家，一是离家很远，25华里没有车辆，靠徒步得走两个半小时。二是我野心勃勃，很想深造念大书，就得寒窗苦读。三是回到家里也很不方便，天热人多……
当我再次从学校回家时，我毕业了，在家耐心地等待升学考试的消息。
一天傍晚，教我们代数的马文庆老师找到了我家，是来给我送“新民高中录取通知书”的，他说全校近350名毕业生只考上23名。马老师住在我们的后街，他比父亲大许多，德高望重。
接过录取通知书，我好欣喜，好多人都围拢过来看，说还是人家当老师的孩子聪明，有出息。送走了马老师，我第一次舒心地坐在炕上，细看那录取通知书，体味着那个小屋是我的一块福地，遐想无限。
在团山子小学，我就认识了马文庆老师，他教高年级的学生，很多老师都崇拜他。马老师属于少言寡语那类的，特稳重深沉，举手投足都像有格尺在规范着他似的，俨然一副长者学者的派头。解放前，他是吉林某地的税务官，解放后就回到老家当了老师。我上初中的时候，马老师就教我们代数和几何。他很喜欢我，因为别人不会的问题，我准能让马老师得到满意的答案。公开教学的时候，我是他提问最多的学生，有时候我们师生就是说双簧的搭档，他是我最喜欢的老师。在二道房学校，我们同朝称臣，那是后话，我不能不说。
从打搬出马老师家，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转眼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幸的是马国忠老师被造反派定为“国民党特务”。没有什么理由，就因为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员，这顶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再后来，造反派让我父亲出一份证实材料，来证实他不是国民党的特务。可笑的是，还没等马老师涉足“特务”的行列，我父亲早就被发配到“走资派”的队伍里去了。让“敌人”来证实“敌人”无罪，这逻辑实在是滑稽。不想，父亲的证实竟然在不久后生效了，马老师获得了新生。
经过一番战天斗地洗心革面的虚惊，马老师像换了人间。无论他为人处世还是为人师表，都大为改观。如此说来，这是不是“文化大革命”还有改天换地重新做人的功能啊？
古时候有一支军队叫“乌鸦军”，以着黑衣而得名。我戏称我早年的老师为乌鸦老师，本意也不是穿黑衣、存黑心，而是他们都是“黑五类”、“黑七类”之老师。黑色本该能掩盖一切的，可又偏偏因为黑色很醒目，被人瞩目，结果暴露无余，欲盖弥彰。那么，“红老师”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3 红里透紫的老师 （情感压抑） （1）
3红里透紫的老师（情感压抑）（1）
父亲从解放前工作伊始到他离休，先后共调转了9次。于是，我也成了“走马灯”似的学生，小学6年间，我到过四个小学校读书。
1957年深秋，我来到最后一所小学——郭家沤麻坑小学，后称“郭家小学”。那时我是6年级的学生，也是这个学校最高的年级了，这个学校成立得晚，第一次有6年级的大学生。
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在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年代，郭家沤麻坑小学有了第一届毕业生。父亲是当时学校的“负责教师”，那咱这个学校没有校长、主任。“负责教师”是个“准校长”，学校的一切工作都由他来领导。也许那时候正是父亲最辉煌最上进的时期吧，那时他34岁，他怎么会想干点辉煌的事业，接受上级对他的器中与考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