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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

    可无惧耶!

    没想到徐志摩却不买帐。他的那封回信真让梁启超如芒刺在背。徐志摩宣称: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怕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这样一个徐志摩,再加上同样受西方思想熏陶过的林徽因,怎能不让他担心呢?

    这场意外的事件,却检验了林徽因对梁思成的感情,梁启超似乎可以放心了。他高兴地给女儿思顺写信,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老夫眼力不错罢。徽因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

    那第一回的成功,则是他给女儿思顺选择了乘龙快婿——周希哲,后来成为驻菲律宾和加拿大使馆总领事,也很让他得意了一阵。

    梁思成的伤,开始院方告诉没有骨折,不需要动手术,后来诊断是复合性骨折,到五月底已动了三次手术。从那时起,梁思成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造成后来终生跛足。

    父亲梁启超借着这段养伤的日子,让梁思成研读中国古代经典名著,从《论语》、《孟子》开始,到《左传》、《战国策》等,用以消磨这段伤痛的日子,积累他的知识。

    梁思成的母亲对撞伤儿子的官员大动肝火,她亲自登门找了政府的总统黎元洪,要求处罚这个官员,最后说是司机的过失,母亲仍不罢休,直到黎元洪替那个官员道歉为止。

    一个半月以后,梁思成伤愈出院。林徽因也于培华女中毕业,并考取了半官费留学。

    接他的那天,林徽因带去了一束鲜花。

    从那天起,林徽因才懂得,心灵所珍藏的东西也许有一天会被命运所摈弃,然而,却不会有哪一种命运能够超越心灵。

    因了这种情愫,翌年初春她走进了西单石虎胡同七号。

    这是一处两进两出的幽静的院庭。院落不大,但布局严谨,一正两厢,掠檐斗拱,很是气派。乍暖还寒天气,院里的柿树、槐树依然保持着冬天的深沉,只是枝梢上泛出一点儿淡淡的青意,耐不住性子的是那簇藤萝,铁青色的枝干上,已经有黄绿色新叶钻了出来,让那料峭的春寒,顿然有强弩之末的畏惧。那是一个微弱的季节,然而却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松坡图书馆的外文部就设在这里。石虎胡同七号,其前身为大学士裘曰修府第,再往前则是右翼宗学,一代文豪曹雪芹和他的挚友敦敏、敦诚,也曾在这小庭院里落过脚。

    松坡图书馆,是以蔡锷将军的名字命名的,不久前梁启超主持从沪迁京,主馆设在北海快雪堂。徐志摩滞留京都期间,梁启超曾安排他去上海《时事新报》作副刊编辑,他没有去,在胡适、蒋百里帮助下,担任了外文部的秘书,这里同时也是他的寓所。

    林徽因推开了北正厅的房门,眼前一亮,墙壁重新粉刷过了,地上居然铺了一块大红色的地毯,四周放了一圈沙发,窗明几净,几盆“仙客来”热热闹闹地竞相绽放,嫩嫩的花瓣粉白紫红相间,如一群蝴蝶不停地翕动着自己的翅膀。

    徐志摩正在忙碌着。他的眼里布满了血丝,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为了筹备新月社的成立,他一连数日寝不安席了。这件事也真难为了他,筹措经费,请厨师,粉刷房屋,他都要操心,亏了有个能干的黄子美,跑前跑后,也亏了徐申如老先生与儿子尽释前嫌,慷慨解囊,这个由周末聚餐会衍化而来的新月社,才不至于胎死腹中。

    “好漂亮哟!”林徽因福建风味的京腔活泼得如一泓春水。

    “让林小姐夸奖可不容易呀!”徐志摩饶有兴味地笑笑,给林徽因搬过一把椅子。

    林徽因没有坐下来,她兴奋地绕着大厅走了一圈儿,又到院子里去看那藤萝,惊奇地叫着:“志摩,你看,这藤萝出新叶啦,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一串一串的紫花开出来,那时这小院就更美啦。”

    志摩的眼睛也放出光来:“新月社就像这藤萝一样,有新叶就会有花朵,看上去那么纤弱,可它却是生长着的,咱们的新月也会有圆满的一天,你说是吗?”

    林徽因欣然地点了点头。

    “就凭咱们这一班儿爱做梦的人,凭咱们那点子不服输的傻气,什么事干不成!当年萧伯纳、卫伯夫妇合在一起,在文化艺术界,就开出一条新道。新月、新月,难道我们这新月是用纸板剪成的吗?”

    徽因不无感触地说:“把树栽到一块,才容易长高啊!”

    “我们有许多大事要干,我们要排戏,要办刊物,要在中国培养一种新的风气,回复人的天性,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徐志摩又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别忘记赶紧排练诗剧《齐德拉》,泰翁来时你还要演马尼浦王的女儿呢!”

    说到演剧,林徽因的情绪飞扬起来。

    社员们三三两两地来了。

    第一个来的是胡适,这位蜚声中外的学者,穿一件蓝布棉袍,袖着手,如一位乡塾冬烘先生,一进门就冲着厨子用满口徽州土话大嚷:“老倌,多加油啊!”

    志摩打趣说:“胡先生,给你来个‘一品锅’怎么样?保险不比江大嫂的手艺差!”

    林徽因柑掌嗤的一声笑了。她难得看到不苟言笑的胡博士,竟如此幽默。

    随后来的是陈通伯和凌叔华。高高瘦瘦的陈通伯,温文尔雅,一幅闲云野鹤的派头;凌叔华人淡如菊,鹅蛋形的脸上挂着纯净的笑。

    大个子金岳霖像一匹骆驼,侧着身子走进来。徽因笑道:“老金这一来,这屋子就矮了!”

    大家都笑起来。

    姗姗来迟的是梁启超和林长民。秃头顶宽下巴的梁启超,穿着肥大的长袍,风神潇洒,左顾右盼,连声赞叹着:“收拾得不错,满像样子嘛!”

    一群人吵嚷着:“今天林先生来晚了,罚他唱段甘露寺!”

    林长民抱拳过头,向四座拱手:“多谢列位抬举,老夫的戏从来是压轴的,现在不唱!现在不唱!”

    也许没有谁意识到,他们以印度诗哲泰戈尔《新月集》命名的这个小小社团,就在这一天平平常常地走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

    就像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幽静小院中那株挺拔的柿树,会在荡漾的秋风里,无可置疑地捧出一树纯情的甘甜!

马尼浦王的女儿


    一千响的霸王鞭,在蓝天的背景上,挑起一杆杆红火烂漫的期盼。

    9时24分,那节墨绿色的车厢,如一艘从远海归航的古船,静静地泊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的月台上。欢迎的人群立刻站成一排,神情肃然,等待那个庄严的时刻。这是一支文化名人的仪仗。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廉、林长民等,或西装笔挺,或长衫飘洒,唯有林徽因咖啡色连衣裙,米黄上装,素洁淡雅,卓尔不群。一束红色郁金香捧在她的胸前,人面花朵,相互映照。

    车门打开了。

    当那个头戴红色柔帽,身穿浅棕色长袍,童颜鹤发,长髯飘逸的老人,出现在车门口,林徽因的一颗心像要跳出胸膛,这就是诗哲泰戈尔吗?她眼前出现的分明是谈谐睿智的圣诞老人和慈眉善目的东方式寿星。他仿佛来自一个童话,来自天外一个圣灵的国度,如果不是同时出现在车门口的徐志摩目光的提醒,她几乎忘了献上手中的鲜花。

    鞭炮响了。飞飞扬扬的花雨,点缀着1924年4月23日那页史诗般的记忆。

    这是最具中国古典意味的欢迎仪式。泰戈尔异常兴奋,他孩子般地笑着,伸出双臂,像是要拥抱整个天空。

    从4月12日“热田丸”徐徐驶入黄浦江时起,泰戈尔就始终处在兴奋之中。这位名震寰宇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来访,使中国知识界的神经兴奋起来。他与春天一同莅临了这个早已心向往之的国度,他的生命中也仿佛注入了一种神奇的力量。

    在桃花如云的龙华,在柳浪莺歌的西湖,在六朝烟霞的秦淮,在漱玉泄珠的泉城,在五岳独尊的泰岱,……他沐浴在中国文化的氤氲里,恒河与黄河在他的心中交汇了。

    他踏访遗迹,发表演讲,乐此不疲。徐志摩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那些日子,徐志摩也处在高度的亢奋之中,泰翁访华的讲稿,是经他事先翻译好的,老人的行程也都由他精心安排。他们朝夕相处,谈创造的生活,谈心灵的自由,谈普爱的实现,谈教育的改造,他们的话语,如山涧流泉,空中行云,两颗诗心跳动在一起。

    在杭州陪泰翁畅游西湖,他竟一时诗兴大发,在一株海棠树下作诗达旦。梁启超褒奖学生的豪举,曾集宋人吴梦霄、姜白石的词,作一首联句: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掉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树下,吹笛到天明。

    林徽因的情感虽然不像徐志摩那样奔放,但她心灵的泉水也未静止过。从泰戈尔踏上中国的土地那天起,她留心每天的报纸,为他们计算着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