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第三节 《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至于直接取材于《史记》的历史小说，那就更不用说了。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统计，仅现存的元杂剧中，就有十六种是取材于《史记》的，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在史传以外的散文方面，由于魏晋南北朝及初唐时期骈文盛行，《史记》的影响尚不是很明显；中唐以后，由于韩愈等人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北宋欧阳修等人所倡导的文体革新运动，以及明代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等等的不断推动，《史记》的影响日益增长，被推崇为与骈文相对的“古文”的崇高典范。唐宋八大家，明代的归有光，乃至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散文家，无不规模《史记》的文章。当然，这些作家推崇《史记》的原因、学习《史记》的得失，情况很复杂，只能在以后有关章节中加以分析了。
第三章 汉代乐府民歌
第一节 乐府的概况
“乐府”一词，在古代具有多种涵义。最初是指主管音乐的官府。汉代人把乐府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这种“歌诗”在魏晋以后也称为“乐府”。同时，魏晋六朝文人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有合乐有不合乐的，也一概称为“乐府”。继而在唐代出现了不用乐府旧题而只是仿照乐府诗的某种特点写作的诗，被称为“新乐府”或“系乐府”。宋元以后，“乐府”又用作词、曲的别称。因这两种诗歌的分支，最初也都配乐演唱的。所以，我们需要把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意义的“乐府”区别清楚。
掌管音乐的官方机构，在先秦时就有了。以“乐府”为这种机构的名称，约始于秦代。一九七七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编钟上，铸有“乐府”二字。汉承秦制，也设有专门的乐府机构。史载惠帝时有“乐府令”之职。到了武帝时，乐府机构的规模和职能都被大大扩大了，其具体任务包括制定乐谱、训练乐工、搜集民歌及制作歌辞等。朝廷典礼所用的乐章，如西汉前期的《房中乐》和西汉中期的《郊祀歌》等，主要是由文人写作的；在普通场合演唱的歌辞，则主要是从各地搜集来的民歌。所用的音乐，主要也是来自民间，也有一部分来自西域的音乐。为了区别于文人制作的乐府歌辞，习惯上把采自民间的歌辞称为“乐府民歌”。需要说明，这里所说的“民歌”，同样是泛指产生于民间的群众性、社会性创作，而不是专指“劳动人民”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说，统治者采集民间歌谣具有“观风俗知厚薄”的目的，这恐怕是按照儒家理想加以美化的解释，其实主要为了娱乐。
《汉书·艺文志》还列出西汉所采集的一百三十八首民歌所属地域，其范围遍及全国各地。但是这些乐府民歌流传下来的不多，一般认为现存汉代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乐府机构所采集的。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收入了宋代郭茂倩所编的专书《乐府诗集》。郭茂倩将自汉至唐的乐府诗分为十二类，其中包含有汉乐府的为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这四类。“郊庙”一类中都是由文人制作的朝廷典礼乐章，民歌则主要保存在“相和”、“鼓吹”、“杂曲”这三类中，尤以“相和”类中为多。“相和”是一种“丝竹相和”的管弦乐曲，也是汉代民间的主要乐曲；“鼓吹曲”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而形成的军乐；“杂曲”是原来音乐归类已经失传的作品。汉乐府民歌具体产生年代的判别颇为困难。鼓吹曲辞《铙歌十八曲》产生于西汉中期是没有疑问的，其余反映一般社会生活的作品则缺乏显著的时代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