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抒发人生情感、表达政治抱负的作品，具有更鲜明的个性特点。比如《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是一篇用于宴会的歌辞。全诗由二个相互联系的主题组成：一是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一是渴慕贤才，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实现重建天下的雄心。正是因为生命短暂，它才弥足珍贵；追求不朽的功业，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感，而且是为了使个人有限的生命获得崇高的价值。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诗中流动着一片悲凉慷慨、深沉而雄壮的情调，这正代表着建安诗歌最为感人的一面。
此外，《步出夏门行》也是一篇格调相近的杰作。诗的第一章（《观沧海》）描绘大海的壮阔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正是诗人胸怀的象征。第四章（《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抒发了英雄之志，给人以奋发之感。这首和《短歌行》都是四言诗。《诗经》之后，四言诗已经衰微，曹操的诗是难得的优秀作品。
游仙诗在曹操的作品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内容大抵是感叹人生无常，幻想长生。这些诗艺术成就不高。其中《秋胡行》“晨上散关山”一篇，虚构了一个遇仙而追随不得的情节，表现人生惆怅之感，意境颇为美好。只是现存诗篇错讹较多，有些地方已无法读懂。
曹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审美情趣也和一般文人不同。他的诗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很精细，喜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宏伟，内涵厚重，抒发感情往往悲凉慷慨，跌宕起伏，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乐府歌辞从他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曹操的散文也很有特色。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是指他的文章不受任何陈规的约束，说话大胆，辞锋爽利，一扫汉代儒生的文章动辄援引经义、迂远空阔的习气。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生平之志，略无掩饰做作之笔。文中自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虽是实情，然非他人所敢言。说到自己不能放弃兵权，并不绕圈子谈大道理，而是明白宣称：“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又如《祭故太尉桥玄文》，竟记叙了桥玄生前对他开玩笑的话，看起来这似乎有损于祭文应有的庄肃感，却很好地表达了对死者的真切之情。其他像《举贤勿拘品行令》、《遗令》，均能不拘旧格。严格说来，这些文章中很多都不是文学作品，但它们对各体文章摆脱陈词滥调，向切近作者实际生活和真实情感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曹丕（１８７—２２６）字子桓，曹操次子。他依靠父亲打下的基础，代汉做了皇帝，国号魏。曹丕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也很重视。他的诗作中乐府歌辞与古诗约各一半。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沿用民歌题材，善于写游子思乡、思妇怀远之情。语言也明显带有民歌的特点，通俗流畅，不过比一般民歌略显得精致。抒发感情，以委婉细致见长。五言体中，《杂诗》二首风格与《古诗十九首》略近，文辞清绮，语浅情长。七言《燕歌行》二首尤为著名，今录其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首诗利用了七言诗的长处，音节和谐舒缓，描摹细致生动，感情缠绵动人，语言清新流丽，取得了多种效果的统一，成功地表现了一位妇女在不眠的秋夜怀念丈夫的情态，既不脱离民歌的精神，又有自己的创造。汉代张衡的《四愁诗》，尚留有骚体的痕迹，语言也比较质朴。与之相比，《燕歌行》显得更加成熟和优美，因而在七言诗史上是一个新的标志。
曹氏父子三人，以曹丕的诗歌风格与民歌最相近。但他也有一些风格不同的诗。如《饮马长城窟行》、《黎阳作》、《至广陵于马上作》诸篇，记叙军旅生活，虽不如曹操的诗那样苍凉悲壮，但也颇有气势。《至广陵于马上作》的前半部分：“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可以说气倍不凡，可惜后半部分重沓疲弱，不能相称。另一类记宴游的诗，如《芙蓉池作》、《于玄武陡作》等，则与曹植的诗一样倾向于华丽。这些都显示了建安文人诗脱离民歌风格的一面。
曹丕的散文中，两篇《与吴质书》文学性较强。如下一节回忆往日之游的文字，尤为显著：
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车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
书信本来是实用文体。汉代文人书信虽有少数抒情性较强的，但追求文学效果的主观意识并不显著。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间的书信，愈来愈普遍地以精美的文辞写景、抒情，有意识地增强其文学色彩。曹丕在这一风气中起了带头的作用。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性的论著，我们将在后面关于文学批评的专章中加以介绍。曹植（１９２—２３２）字子建，曹丕弟。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思”，故世称陈思王。有《曹子建集》。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当时及后代文学影响最大、后人多数评价最高的一个。
曹植自幼聪明，才华出众，一度受到曹操的偏爱，因此引起他和曹丕围绕继承权的一场明争暗夺。最终，由于曹植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所需的成熟与老练，而归于失败。曹操死后，曹植受到曹丕的严厉迫害，他名为王侯，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获咎，如同囚徒。明帝曹叡继位后，曹植的处境有所改善，但仍然得不到信任，空怀壮志，无从施展，终于郁郁而死。
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可以公元二二○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其前后期的作品，内容与风格均有明显不同。曹植早年处于连年动乱之中，目睹了社会所遭到的巨大破坏，这必然给他的前期作品带来深刻影响。虽然他的直接描绘社会乱离的诗歌只保存了《送应氏》和《泰山梁甫行》二篇，仍然值得重视。其中《送应氏》尤为出色：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曾为东汉都城的洛阳，一度繁华无比，经董卓之乱，成为废墟。此诗由皇宫而民居，从城市到乡村，逐步开展，描绘出一派萧瑟凄凉的景象。洛阳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作者对洛阳的凭吊，实际包含了对整个社会、整个汉末历史的哀伤，内涵非常深厚。
在曹植前期作品中，更多地抒写了个人的志趣与抱负。如《白马篇》，虽是游侠题材，诗中那一位英勇少年，实际也是作者自我的化身。“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表达了作者对壮丽人生的追求。《鰕鲌篇》则直抒胸臆：“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俯视上路人，势利唯是谋。”“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呈现出一片豪迈气概。这些诗大多情调开朗，富于进取精神，同时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
此外，因为曹植前期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与曹丕一起，以贵公子的身份与曹操属下的文人交往，所以也写下不少记叙宴游及唱和赠答之作，如《公宴》、《侍太子坐》、《斗鸡》等，大抵情调平和，辞采华丽，很有些贵族气。这一类作品曹丕、王粲等也有，而以曹植为突出。这种诗当然很少具有深刻的内涵，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反映了建安时代诗歌题材不断扩大，更多地反映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反映了随着文人文学集团的出现，诗歌的娱乐性与社交功能更加明显了。曹植后期，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发生显著变化。那种雍容华贵的诗作极少再出现，一些表达不甘闲置、要求施展才能的愿望的作品，也不像早期之作那样豪迈自信，而是显得深沉悲凉。更多的作品，集中抒写了对个人命运的失望，和对曹丕政治集团的怨恨。这些诗文中，充满受压迫的痛苦，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以及预感生命将在屈辱与碌碌无为中消耗、失去其应有价值而产生的悲哀。
这里有的作品是用比兴、象征的手法写成的，曲折地反映了内心的不平与哀怨。如《美女篇》，形式模仿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但主旨改变了。诗中逐一铺写女主人公的美丽、高贵之后，这样结束：“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