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况的诗在大历、贞元间与众不同，气势开张，语言独特，给人以奇异的印象，所以稍后的皇甫湜在《顾况诗集序》里说他的诗是“出天心，穿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这启迪了中唐元和时期唐诗第二个高潮中的一些诗人去开拓新的境界。
在大历、贞元间的诗坛上，韦应物也是一个重要诗人。
韦应物（约737—约791），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曾任左司郎中、江州刺史、苏州刺史。有《韦苏州集》。与顾况、刘长卿不同，他出身贵族，一生仕途也比较顺利，所以，虽然他也受佛道思想影响，仰慕一种淡泊脱俗、远离尘世的生活，但他毕竟身居高官，生活优越，传统价值观念还比较坚定，也比较注意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因此，他还是写了一些关心国家安危、社会治乱及下层百性疾苦的诗篇。
如《睢阳感怀》歌颂张巡在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的忠义精神，《广德中洛阳作》斥责官军残害百姓的暴行，《始至郡》同情江州百姓遭饥荒而流离的痛苦，《夏冰歌》揭露王公贵族的奢侈等等。在《采玉行》中还写到：
官府征白丁，言采蓝溪玉。绝岭夜无家，深榛雨中宿。独妇饷粮还，哀哀舍南哭。
同情采玉人的遭遇，写得真切感人。而当他批评官吏的时候，又常常把自己摆进去接受良心的谴责，如“甿税况重叠，公门极熬煎（《答崔都水》），“开卷不及顾，沉埋案牍间。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都显示了一个诗人的正义感和责任感。
但是，身为官吏的韦应物又该怎么办呢？他自称“日夕思自退”即想要归隐山林，可是又说“不能林下去，只恋府廷恩”（《示从子河南尉班》）。其实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官爵、俸禄不是那么容易舍弃。所以他就在官府里隐逸，在案牍公文之间做做田园山林之梦。他的《赠琮公》一诗说，他案牍盈前，却能和山僧一样，“出处似殊致，喧静两皆禅”。据《唐国史补》记载，他“鲜食寡欲，所至焚香扫地而坐”，常与僧道论道参禅，或与诗人唱酬应和，这成为他的一种自我心理平衡的方法。所以，他常常要在诗里写隐逸、写田园、写山林，表现自己对淡泊悠闲人生的向往。他不仅在人格上要“等陶”、“慕陶”即向陶渊明看齐，而且作诗也要“效陶体”，因而他的诗里很有一些类似陶渊明以白描手法写的田园诗，如《观田家》、《种瓜》等。以《种瓜》为例：
率性方卤莽，理生尤自疏。今年学种瓜，园圃多荒芜。众草同雨露，新苗独翳如。直以春窘迫，过时不得锄。田家笑枉费，日夕转空虚。信非吾侪事，且读古人书。
在语言的清新、朴素、质直上有些陶诗的风味。但是，韦应物毕竟不像陶渊明那样心头充满了对乡村生活的真挚热爱和对官场生活的深切厌恶，因此诗中缺乏一种对田园的亲切感，“信非吾侪事，且读古人书”说明他并没有把田园生活看作是他的理想与归宿，因此写来总不如陶渊明诗那么自然、真切，有真正的乡土田园气息。
韦应物诗有陶渊明的清新朴素，也有谢灵运、谢朓的精巧华美，在他的诗中常常可以看到经过精心修饰、具有明丽典雅的色彩美、音乐美的秀句，如“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寺居独夜寄崔主簿》），“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游开元精舍》），“雨歇林光变，塘绿鸟声幽”（《月晦忆去年》），“疏松映岚晚，春池含苔绿”（《题郑弘宪侍御遗爱草堂》）。这些诗句选择了自然山水中最能引起人们美感的景色构成意象，巧妙地运用富于色彩感、动感的动词、形容词来组织联缀，镶嵌成一幅幅色调鲜明和谐的图画，并根据诗人主观心境的变化而渲染上不同的情感色彩。但他并不像大历十才子等人那样才思窘迫，而过多地依赖语言和形式的精巧来组织诗句。他对大自然的观察、体验比大历十才子深入细致得多，能够以很高的审美能力、鉴赏水平为基础运用语言技巧，因而写出了不少浑然一体、情景交融、篇句俱佳的诗歌，如下面两首：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寄全椒山中道士》）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滁州西涧》这两首诗都是用了简淡自然却又是精细锤炼过的语言，来表述或是孤高峻洁或是清幽空寂的人生情怀，表现出韦应物的独特的风格。司空图所谓的“澄淡精致”（《与李生论诗书》），是对韦氏诗的比较准确的评价。具体说来，韦诗在意境上追求恬淡澄明、自然秀丽，在意脉上追求连贯流畅，在遣词用字上注意锤炼推敲，可以说较好地结合了陶渊明与二谢之长而自成一格。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与王维较为相近，但他的那种意在脱俗的清峻格调，又不同于王维的出于禅理的空灵。
此外，韦应物的一些歌行体诗如《王母歌》、《夏冰歌》、《鸢夺巢》以及古风《杂体五首》等，又与顾况那种奇特峭丽的风格很相近，这些诗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如《王母歌》，就令人不禁想到李贺的“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梦天》），“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只是在他全部的诗歌创作中，这些并不是主流。
中唐大历、贞元年间，相对来说是唐代诗史上的低潮期，这个时期没有出现大诗人，诗歌的一般成就不是很突出。但是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仍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它和元和年间新的诗歌高潮的出现有内在的关联。有些现象在当时并不突出，如以俚语俗词入诗，发挥奇异想象，以及有意识地广泛吸收自《诗经》、楚辞以来的各种前代风格等，对元和间的诗有着启迪意义。所以，代表元和年代诗歌主要成就的创作，像韩愈、李贺奇崛瑰丽的歌行，元稹、白居易平易流畅的乐府，刘禹锡、柳宗元充满情趣的民歌体和清峻明丽的七律，大体都能在大历、贞元诗人那里找到某种联系。还有，这一时期带有程式化的五言律诗虽说弊病不少，但在追求清丽而精巧的语言风格方面，还是有一定成就的。后来姚合、贾岛的更为圆熟工稳、精雕细琢的五律，就是对此的继承发展。文学的长河毕竟是前后相续的，只是有时狭窄，有时宽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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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孟郊、韩愈及其周围的诗人
人们常以“奇崛险怪“来评价韩愈及其周围诗人的诗风。
其实，这些诗人风格并不完全一致，之所以可以这样笼统地评价，是因为他们都在艺术上创新求异，采用了过去不常用的内容、句式、意象入诗的缘故。赵翼《瓯北诗话》认为，至韩愈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故只能求之奇险。这样说并不全面，还应当注意的是：第一，大历、贞元时代诗歌内容单一、意象重复、形式圆熟、气格变狭的趋向从反面促进了诗风变革求新；第二，在唐诗经过长期发展并已取得极大成就以后，新一代的诗人们又开始注意到更广泛地从前代诗歌传统中吸取营养，避熟就生，以寻求变革的途径；第三，这时开始盛行的“联句”之风、写长诗之风，也促成了一种争奇斗巧、旁搜穷讨、花样翻新的习气。
在联句中，为了押同韵，就必然要用僻字生字；在长诗中，为了不重复，就需要发掘人所未道的新意象。所以应该说，这一群诗人是在正反两面从大历、贞元诗风中得到启发，广泛吸取古代诗歌营养，发掘新的形式、语言、意境，从而创立自己的新风格的。
孟郊（751—814）是这群诗人中较为年长的一个。他字东野，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屡次参加科举而不得中，直到四十六岁才进士及第，又过了四年才当上一个小小的溧阳尉，元和初年又当过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元和九年得暴疾而死。有《孟东野诗集》。
人们曾把孟郊与韩愈并称“韩孟诗派”，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尚古好奇，多写古体诗。但孟郊所作，多为句式短截的五言古体，用语刻琢而不尚华丽，擅长寓奇特于古拙，如韩愈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而韩愈的七言古体最具特色，气势雄放而怪奇瑰丽。他们的诗都很有力度，但韩愈的力度是奔放的，孟郊的力度则是内敛的。他更多地学习了汉魏六朝五言古诗的传统，正如李翱所说，“郊为五言诗，自汉李都尉（陵）、苏属国（武）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因此，与大历、贞元诗人相比，他更接近汉、魏风骨；而与他之后的韩愈、李贺相比，则又较多地保留了大历、贞元诗风的痕迹。
这并不是说孟郊只是一味模仿汉魏六朝诗风，在学习古代诗歌艺术的同时，他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在内容上，孟郊的诗超出了大历、贞元时代那些狭窄的题材范围。固然，他的诗的主旋律是中下层文士对穷愁困苦的怨怼情绪，这是他屡试不第、仕途艰辛、中年丧子等生活遭遇决定的；但他还是能透过个人的命运看到一些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以诗来反映这些生活。其中有的揭露、针砭了社会上人际关系中的丑恶现象，有的则尖锐地揭示了贫富之间的不平等。如《寒地百姓吟》以“高堂捶钟饮，到晓闻烹炮”与“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两相对照，《织妇辞》描写了织妇“如何织绔素，自着蓝缕衣”的反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