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有失侣鹤，孤鸣迥且哀。修翮既摧残，一飞四徘徊。矫首望灵峤，云路何辽哉。
渚田有遗粟，欲下群鸿猜。岂不怀苦饥，惧彼罗网灾。”他幻想着：“荫之长林下，濯之清涧隈。圆吭发高唳，华月中宵开。”
但这样自由、美丽的世界仅是幻想而已，与诗人常常感受到的孤寂相伴随的是莫名的惊悸。高启诗中，“惊”字出现频率之高为前人诗作中所少见，如《新蝉》：“隔叶栖身稳，移柯忽意惊。”《月林清影》：“流藻舞波寒，惊虬翔壑冷。”《次韵内弟周思敬秋夜同饮白莲寺池上》：“竹动鸟惊梦，草凉虫语悲。”诗人在写景状物时，常烘托一种凄清的气氛，而“惊”字的运用，则增入恐惧、颤动的因素，这其实是诗人主观心境的反映，这种情绪的产生源于与幻灭感俱来的失落感和危机感。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在平静、闲适的环境，忽然插入“惊”字，显示出不谐调的气氛。如《雨中客僧舍》：“客梦方暂适，竹间风雨惊。”《宴顾使君东亭隔帘观竹下舞妓》：“玉钩正荡月，罗袖忽惊风。”这种孤独、凄厉、惊悸的艺术形象，与杨维桢诗中常见的外射、恣纵的艺术形象不同，它更多表现了诗人对自身生存处境的敏感。
入明以后，高启也曾对新王朝抱有期待。如他应召赴南京时，写有《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一诗，末几句是：“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歌颂国家的统一，也包蕴着对于统一给人民带来安定富足的期望。但与此同时，新朝的所作所为，也已经在他心中投下了阴影，而且这种阴影越来越浓重。如明军攻破苏州后，曾将苏、杭等地二十余万人押解至南京，其中有高启的兄长高咨；他的许多文友，或被流徙，或被处决，这些在他的诗中都有所反映。就是在江南农村，也决非一片升平。由于赋税沉重，农夫纷纷逃离耕地，他的《江上见逃民家》，真实地描述了这种萧条景象：“邻叟收饥犬，途人折好花。林空烟不起，门掩日将斜。”在任职期间，高启对官场生活的拘禁不自由也感到难以忍受，如《倦寻芳·晓鸡》一词，就对庄严的“早朝”表示厌憎。他曾作《宫女图》一诗，由于讽刺了明初宫闱中混乱的私生活，引起朱元璋的忌恨，据说这是他最终被杀的重要原因。不管此说是否确实，他写这样的讽刺诗总是很大胆而容易招致危险的。总之，高启入明以后，他的自由个性与正在形成的高压环境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甚至在辞官回乡以后，他仍然感受到沉重的精神压抑和痛苦。如《步至东皋》：
斜日半川明，幽人每独行。愁怀逢暮惨，诗意入秋清。鸟啄枯杨碎，虫悬落叶轻。如何得归后，犹似客中情？
诗中表现的不是优游山林的闲适，而是充满了阴暗幽凄。五、六两句所写是全诗的核心意象：枯杨被鸟啄碎，虫子用一根细丝悬荡在半空，落叶飘零，这似乎是生命遭摧残而且毫无着落与安全感的象征。这期间，他给自己起了个“槎轩”的别号，并在《槎轩记》中加以说明：自己犹如一块浮木，只能“随所遭水之势”漂荡，“安乎天而已”，即任由命运的颠簸。
高启这位当时最有声望的诗人竟被以腰斩之刑处死，是一个政治事件，由此朱元璋向不愿顺从的士人发出了明确的警告。这一惨剧加速了明初士风的转变。
就是高启，他后期的诗歌已不可能具有《青丘子歌》所表现出的高昂自傲的人格精神，其他一些个性不如高启强烈的文人，更不得不顺从命运的播弄，但他们同样感受着痛苦的人生经验。
杨基（1326—1378后）与高启、张羽、徐贲一起被后人称为“明初四杰”，名位仅次于高。其早年诗作意象新巧，运辞精工，显示出感受细腻、敏锐的艺术才华。如“鸦度风阵低，牛鸣月痕弯”（《梁溪暮归》），“林光落虚牖，坐爱衣裳绿”（《游北寺竹林》）等等。入明以后，杨基诗中绘景状物的唯美境界被怀旧的伤感和自叹身世的悲哀所取代，语言也从精巧变得简朴。如《遇史克敬询故园》：
三年身不到姑苏，见说城边柳半枯。纵有萧萧几株在，也应啼杀城头乌。
贝琼（1314—1378后）原是杨维桢及门弟子，明初应召赴南京修《元史》，后官国子助教。他的《铁崖先生传》以赞赏的笔墨写出杨维桢“出必从以歌童舞女，为礼法士所疾”的放纵事迹，但他的《秋怀》之二，却要求通过压抑个性、自我麻木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诗中说：“蠢兹桔中蠹，化蝶俄天飞。翩翩苦不已，倏忽胶蟊丝。两翅既摧折，何日回枯枝？”
如果说这飞蝶隐喻着人生的要求，其最深刻的内容应是自由；
而诗人却竭力向自己证明：这种追求是愚蠢和徒劳的，结局是悲惨的。这种心态对于明初知识分子颇具代表性，正如娄坚《王常宗小传》所说，他们大抵皆“重足屏息以营职业，……
庶几乎无咎焉”。
袁凯（生卒年不详）少时以《白燕》诗得名，人称“袁白燕”。洪武年间任御史，得罪太祖，靠伪装疯癫才得幸免，以病归。他的《己未九日，对菊大醉，戏作四首》之一写道：
老夫爱此黄金蕊，儿子须将白酒赊。直到残阳下天去，更添灯火照欹斜。
这里好像保持着豪宕的故态，却分明有一种“佯狂”的味道。
一度十分兴盛的吴中文学到了明初，作者凋零，诗社瓦解，诗派式微，不复旧观，留下的是一片痛苦的声音。《四库提要》评论明初作家，喜用“冲融和雅”、“雍容浑穆”之类套语表示对他们的良好艺术风格的肯定，借以说明“文运”与“时运”相盛衰。这即使对部分作家是适用的，从反映时代变化的本质和大多数作家的内心感受来说，也不具有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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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宋濂刘基
洪武年间，在文学的正常进程被切断的同时，另一种倾向在官方政治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占据文学的主流地位，这就是以宋濂、王祎等人为代表的“道统”文学。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曾受业于浙东大儒吴莱、柳贯、黄潽。元末隐居于乡里，一度信奉道教。至正二十年（1360）为朱元璋所征召，明开国后为《元史》总裁，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明初朝廷“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后因其孙宋慎受胡惟庸一案牵连，全家谪徙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有《宋学士文集》。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