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迪林格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罪孽（这似乎难以想像），那么他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有点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像巴巴拉一样受到折磨。事实上，他根本一点儿罪都没受。
但是假如，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从来没有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是错误的，那又怎么办？好吧，我们会杀掉疯狗，不是吗？是的。但是像这样的疯狂其实是一种疾病——我只想得出两种可能性。要么他不能治好——这种情形下，他最好死掉，对于他自己和别人的安全都有好处；要么经过治疗他能恢复正常，正常到足以重新进入文明社会……但考虑到他“得病”时所干的事，除了自杀以外他还能干什么呢？他怎么能和这样的自己生活在一起？再假设一下，如果他在治愈之前逃走了，再一次犯下了同样的罪行呢？可能还不止一次？你怎么才能向那些悲痛的父母们解释呢？给他们看他的病历？我只能得出一个答案。
我发现自己在温习历史和道德哲学课上的一次讨论。当时杜波司先生探讨了××世纪北美共和国解体前的混乱状态。据他说，在他们把阴沟淘干净之前，有那么一阵子，类似迪林格的案子就像狗打架一样常见。恐慌不仅仅存在于北美，俄罗斯和英伦三岛也有，其他很多地方也是同样情形。但以北美解体之前最为混乱。
“遵纪守法的本分老百姓，”杜波司告诉我们，“基本上不敢夜里去公园。这么做得冒着被狼群般的孩子攻击的危险，这些孩子配备着铁链、刀、自制枪支、狼牙棒……最起码会受伤，肯定会被抢，可能终身残疾，甚至还会送命。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俄英美联盟和日本霸权之间的战争爆发。谋杀、吸毒、盗窃、攻击和蓄意破坏成了家常便饭。还不止公园，这些事在大白天的大街上也随处可见。还有学校操场，甚至教学楼内。但是公园的不安全早已是声名狼藉，在晚上，正直的人就会避开它们。”
我试着想像我们的学校发生这些事。但是我想像不出。我们的公园也不可能。去公园是为了游玩，不是受到伤害。至于会在某个公园内被杀——“杜波司先生，他们没有警察吗？没有法庭？”
“他们拥有的警察比我们的多得多。法庭也更多。而且都在超负荷工作。”
“我想我弄不明白。”如果我们的城市里有孩子干了这样的坏事……好吧，他和他的父亲会并排接受鞭刑。但是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接着，杜波司先生问我：“说说什么是‘青少年违法者’。”
“嗯，那些孩子——殴打伤害他人的孩子。”
“错误。”
“嗯？但是书上说——”
“对不起。你的课本上确实是这么写的。但是把尾巴叫作腿怎么说都不是正确的命名。‘青少年违法者’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这种提法指出了问题，同时导致问题无法解决。你养过小狗吗？”
“是的，先生。”
“你训练它不要在屋子里大小便吗？”
“嗯……是的，先生。试了好几次。”不过进展太慢，我母亲只好下令狗必须待在屋外。
“噢，好的。当你的狗犯了错误时，你会生气吗？”
“什么？为什么？它又不懂事，它只是一条小狗。”
“你会怎么做？”
“会骂他，把它的鼻子抵在大小便上来回刮，打他几下。”
“但是它听不懂你的话。”
“是的，可它知道我生气了。”
“你刚刚还说你并不生气。”
杜波司先生很擅长把人搞得晕头转向。“我必须让它以为我在生气。它得学习，不是吗？”
“我同意。但是，既然你已经让它明白你不喜欢它的做法，你怎么还能这么残忍，非打它不可呢？你说过，这个可怜的小动物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但你还是给它造成了痛苦。说出你的理由！
或许你是个虐待狂？”
我那时还不知道虐待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懂养小狗的事。
“杜波司先生，你必须这么做！你责骂它，它就知道自己有麻烦了。
把它的鼻子在那儿来回刮几下，它就知道麻烦是什么。你打它，它就知道以后最好别犯类似错误——而且这些事你必须当场做！事过之后再惩罚它不会有任何好处，只会使它迷惑不解。即便这样，一次教训也是不够的。你得盯着它，再抓住它，打得更厉害一点。
很快它就学会了。光责骂一顿只会浪费你的口水。”我又加了一句，“我猜你从来没有养过小狗。”
“我养过很多。我现在就养着一条德国猎犬——用的方法和你的一模一样。让我们回到青少年犯罪的话题。多数坏小子的年龄比你们班上的人还小……开始犯罪生涯的年龄甚至更小。永远不要忘记那条小狗。这些孩子经常被抓住。警察每天都要逮到好几批。他们挨骂了吗？是的，通常还很严厉。他们的鼻子被刮了吗？很少。媒体和官员通常不会透露他们的名字。他们被打了吗？绝对没有！他们中的很多从小就没被打过。当时有一种理论很盛行，即体罚，或是任何一种导致疼痛的惩罚，都会给孩子造成终生的精神损伤。”
（我想我的父亲肯定没有听说过这个理论。）“法律禁止学校体罚学生。”他继续着，“只有一个小州，特拉华州，才将鞭刑视为合乎法律的法庭判决，而且这种惩罚只和几种犯罪有关，很少实际运用。它被视为‘残忍的、不同寻常的惩罚’。”
杜波司的声音变大了。“我不理解为什么禁止‘残忍的、不同寻常的惩罚’。一个法官的目的必须是仁慈的，但他作出的判决却应该使罪犯感受痛苦，不然惩罚又从何谈起。疼痛是几百万年的进化给我们造就的基本机制，它能在我们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向我们发出警告。社会为什么拒绝使用这么完美的生存机制呢？那个时期充斥着蒙昧的伪心理学。”
“至于‘不同寻常’，惩罚必须是不同寻常的，否则便起不到作用。”他用他的残肢向另外一个男孩一指，“如果一条小狗每个小时都会挨一次打，会怎么样？”
“嗯……小狗可能会发疯！”
“有可能。可以肯定的是，它什么都学不到。这个学校的校长上一次体罚学生是什么时候？”
“嗯，我说不准。好像两年前吧，那个被打的孩子——”
“不必再说了。够长了。它意味着这种惩罚不同寻常，于是非常有用，可以阻止错误的发生，可以教导学生。现在我们再说那些年轻的罪犯。当小孩子时可能从来没有挨过打，犯罪之后肯定不会遭鞭打。通常的程序是：第一次违法，给予警告：骂一顿而已，通常不会立案；几次违法之后，监禁，但是延期执行，给这个年轻人缓刑。一个男孩在最终受到惩罚之前可能会被捕多次，几次被判有罪，最后只是一关了之，跟其他犯罪分子待在一起，从他们那儿学到更多的犯罪手段。如果监禁期内没惹出大麻烦，他还可以逃过这种过于温和的惩戒手段的大部分，他能得到缓刑，用那时的行话来说就是假释。
“这个难以置信的程序可以一直延续好几年，与此同时，他的犯罪频率和邪恶程度都加大了，却不会受到惩罚，除了条件舒适的监禁以外。随后，突然间，通常是到了法律规定的十八岁成年生日，这个所谓的‘青少年违法者’成了一个成年罪犯——有时仅仅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之后就在死囚室里等着执行，因为犯下了谋杀的重罪。你——”
他又把我挑了出来。“假如你只是责骂你的小狗，从来没有惩罚过它，让它继续在屋子里随地便溺……偶尔把它关在外面一次，但是很快又把它放了进来，只警告它不要再犯错误。随后有一天，你发现它已经是只成年狗了，却仍然没有教养。于是，你拿出一把枪，把它打死了。你有何感想？”
“那是我听过的最荒唐的养狗方法。”
“我同意。也可能指养育孩子。这是谁的错？”
“嗯……我猜，是我的。”
“再次同意，我不像你，连猜都不用猜。”
“杜波司先生，”一个女孩突然开口，“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在小孩子欠揍时不打他一顿？对于犯了错的年纪较大的那些，为什么不用皮带抽一顿？——这才是他们不会忘记的教训！我是说，那些干了很坏的坏事的人。为什么不呢？”
“我不知道。”他冷冷地说，“我只知道，有些方法经过了时间的考验，能向年轻人灌输社会道德，教会他们尊重法律。但蒙昧的伪科学阶层却拒绝接受那些方法，那些人自称‘社会工作者’或‘儿童心理学家’。我们所说的方法他们显然觉得太简单了，因为人人能作，只要拿出训练小狗时的耐心和决心就行了。有时我真怀疑他们心里暗自很喜欢天下大乱——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但是——老天！”那个女孩回答道，“我并不比其他孩子更喜欢挨打，但只要有必要，我的妈妈就会动手。我在学校惟一一次被责打的当天，我在家又挨了一顿——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从来没敢想过被押解到一个法官前，被判处鞭刑。只要你遵纪守法，这种事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不觉得我们的社会体系有什么问题，比担心生命安全、不敢到外头去强多了。”
“我同意。年轻的女士，那些好心人的动机是一回事，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大得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