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如果不把野兔算在内的话，徒步可达的范围内什么都没有——没有女孩子，没有电影院，没有舞厅。
不管怎么说，哪怕在考利营，自由也是不可或缺的权利。有的时候，这种权利的确很重要，走得远远的，看不到一顶帐篷，看不到一个中士，甚至看不到新兵中内你最好的朋友的那张丑脸……不用干什么事都得动作迅速，可以有时间拿出你的灵魂审视一番。丧失权利的程度有好几级：受到限制，只能在营地内活动……或者只能在你连队的那条街上活动，也就是说，去不了图书馆，也不能去那个让人产生误解的“活动中心”（大多数都是身体对抗之类的野蛮比赛）……或者被高度限制，在没有接到去其他地方的命令之前，只能待在自己的帐篷里。
最后一种限制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通常情况下，与之相伴的还有额外勤务，你会忙得除了睡觉以外，根本没有时间待在自己的帐篷里。这种限制只是个装饰品，像一盘冰激凌上面的樱桃，向你本人和周围世界表明：你犯的不是个每天都有的小过错，而是一种与机动步兵身份不符的大错误，在洗刷掉身上的污点之前，你不适合和其他机动步兵待在一起。
但是在魔鬼营，我们可以去城里，执行任务，履行公务等等。
每星期天早晨都有去温哥华的班车，就在做完礼拜之后（礼拜本身提前到早餐后三十分钟）.你可以坐晚餐前或熄灯前的两班车赶回来。教官们甚至可以在城里度过星期六晚上，或是拿一张为期三天的任务许可通行证。
第一次拿到通行证时，我刚踏出班车，便意识到自己已经变了一个人。乔尼不再适应平民生活了。这种生活看上去如此复杂，凌乱得难以置信。
我没有在温哥华四处游荡。城市很漂亮，所处的位置也很好。
这儿的人很有魅力，已经习惯了机动步兵出现在城市。他们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受欢迎。市中心有个社交中心，他们每个星期都为我们举办舞会，安排了年轻姑娘陪我们跳舞，还有年长的女士为害羞的小伙子介绍舞伴，保证他能踩到女孩子的脚。让我吃惊的是，我也成了害羞的小伙子中的一个。但你试试看，在一个除了母兔子就没有其他雌性的地方待上几个月。
第一次进城时我没去那个社交中心。大多数时间，我就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看漂亮的建筑，看那些用没有必要的小东西装饰起来的橱窗（里面没有武器），看着身边行色匆匆的人群（还有些人甚至漫步逍遥），他们各自干着自己喜欢的事，每个人的穿着打扮都不一样。还有，看女孩子。
特别是看女孩子。我从来没意识到她们是多么美妙。听着，我第一次知道女孩子和我们之间的区别绝不仅仅在于衣着不同时，我就接受了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男孩应该经历的那个阶段，即知道了女孩的不同并因此讨厌她们。我一直喜欢女孩子。
但是，就在那一天，我意识到自己一直忽视了她们。
女孩就是美妙。站在一个角落，观察她们走过就是一件乐事。
她们不是在“走”。至少不是我们平常说的那种形式。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比走复杂得多，而且好看得多。她们不仅仅移动她们的脚，身体所有部分都在移动，而且朝着不同的方向……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高雅。
如果不是有个警察走过来的话，我可能会一直在那儿站下去。
他向我们走来，道：“你们好，小伙子们。玩得高兴吗？”
我飞快地瞥了一眼他胸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勋标，“是的，长官！”
“不用称我‘长官’。在这儿用不着这一套。你们干吗不去劳军中心玩玩？”他给了我们地址，指了指方向，我们向那儿走去——帕特·里维，“小猫”史密斯和我自己。他在我们身后喊道：“玩得愉快，小伙子们……别惹麻烦。”和兹穆中士在我们爬上班车前对我们所说的一样。
但我们没去那儿。帕特·里维小时候在西雅图住过，他想看看他的老家。他身上有钱，提出如果我们和他一块儿去的话，他愿意替我们付车费。我不介意去一趟。车很多，每二十分钟就发一班，我们的通行证并没有限制我们必须待在温哥华。史密斯也决定一起去。’西雅图和温哥华的区别不大，那儿的女孩子也一样多。我享受着这一切。但是西雅图并不习惯见到一群群的机动步兵，我们又挑了个很糟糕的地方吃晚饭，一个靠近码头的酒吧餐厅。在那儿我们不是很受欢迎。
听着，我们没喝酒。好吧，小猫史密斯吃饭时喝了两杯啤酒，但是他的态度一直很有礼貌，很友好，所以他才有那个绰号。我们第一次徒手格斗训练时，琼斯教官厌恶地训斥他：“一只小猫出手都比你重！”绰号由此诞生。
那个地方只有我们穿军服。其他顾客大都是商船水手，西雅图港的航运吞吐量大极了。我当时还不知道商船水手不喜欢我们。
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行业协会一直想使他们这一行享受军人待遇，他们想尽办法，但没有成功。我只知道这种争端古已有之，已经有很多个世纪了。
那儿坐着几个年轻人，和我们的年纪差不多，正是服役的年龄，只是他们不愿意。他们留着长长的头发，懒洋洋、脏乎乎的。
我是说，可能和我参军前的模样差不多。
我们注意到我们后面那张桌子，两个年轻蠢材，还有两个水手（从他们的衣服上可以看出来），几个人正高谈阔论着，故意要让我们听见。我不想重复他们的话。
我们什么都没说。慢慢地，他们的话越来越针对个人，笑声也越来越响。其他人都不作声了，听着他们的话。小猫悄声对我说：“咱们走吧。”
我看看帕特·里维的眼睛，他点了点头。我们不用结账，那个地方是先付账再吃饭。我们站起来，走出去。
他们跟着我们出来了。
帕特小声对我说：“注意。”我们继续往前走，没有回头看。
他们上来挑衅。
我给那个朝我冲来的人的脖子上来了一记重劈，趁着他倒下的工夫转身去帮我的同伴。但是一切都结束了。四个冲过来的人都倒下了。小猫对付了两个，帕特可能把剩下那个人扔得太狠了，他现在缠在了一根灯柱上。
有人，我猜是餐厅老板，肯定在我们离开时通知了警察局，因为当我们还站在那儿不知该怎么处理那堆肉时，他们就已经赶到了——两个警察。这是个警察常来巡逻的地方。
他们中年长的那个要求我们提出指控，但我们都不肯。兹穆告诉过我们“不要惹麻烦”。小猫面无表情，装得像个十五岁的孩子。“我猜他们绊倒了。”
“我明白了。”一个警察同意道，脚尖把向我冲来的那个家伙手里的刀踢开，捡起来，向路边一磕，砸坏了刀刃。“好吧，你们最好离开这儿……到城里去。”
我们离开了。我很高兴帕特和小猫都不想把这件事闹大。事情本身非常严重：平民攻击军事人员。但是有必要追究吗？——已经摆平了。他们向我们扑过来，身上起了大包。就这么摆平了。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从来不带武器上街……而且接受过训练，懂得如何使对手丧失战斗力而不用杀死他。每一个动作都是自然反应。我原本不相信他们会真的扑过来，他们真扑过来时，我也没有思考，然后一切都结束了。
我第一次知道了我的变化有多大。
我们走回车站，搭上一班去温哥华的车。
我们一到魔鬼营就开始空降训练。每次一个排，轮番训练。一个整排，也就是说，一个连。坐车前往瓦拉瓦拉北部的某个地方，上船，进人太空，空降，完成训练科目，随后收到信号回家。一整天的工作就此结束。总共八个连，因此有时候两星期才轮到我们一次。接着，随着人员淘汰，变成了每星期一次，空降的难度也加大了：山上、北冰洋中、澳大利亚沙漠——在我们毕业前，月球表面。在那儿，你的投射舱被射入离地只有一百英尺的空中，弹出之后立即炸裂。你必须头脑敏锐，仅仅凭借你的动力服着陆（没有空气，没有降落伞），稍有差池便会空气溢出，送掉性命。
有些淘汰来自人员伤亡，还有一些是因为有人拒绝进入投射舱——有些人这么做了，然后就结束了。甚至连指责都没有，只被示意站到一边，当天晚上就离开了。甚至一个已经空降过几次的人都有可能拒绝进入投射舱。教官们对这些人很温和，就像你对待一个得了绝症的朋友那样。
我从来没有拒绝进入投射舱，但是我的确开始哆嗦个不停。我总会这样。每次我都会害怕，现在还是这样。
但是，除非空降，否则你不会成为一名星船伞兵。
他们讲过一个故事，可能不是真的。故事讲的是个在巴黎游玩的星船伞兵。他参观了荣军院，低头看着拿破仑的棺材，问站在那儿的一个法国卫兵：“他是谁？”
法国人很反感。“先生，你不知道吗？那是拿破仑的坟墓！拿破仑·波拿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士兵！”
那个星船伞兵想了想，问道：“是吗？他在哪儿空降？”
这个故事几乎不可能是真的，因为那儿有一个很大的牌子，告诉你拿破仑究竟是谁。但这就是星船伞兵心里的想法。
终于，我毕业了。
我知道，新兵训练的事儿绝大多数我根本提都没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