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布克的奇遇》是当时的科幻代表作之一。七十年代末，肖建亨重新执笔，创作了大量短篇科幻小说。
肖建亨的视野开阔，思路巧妙。《沙洛姆教授的迷误》颇能反映他作品的特色。某西方国家的企业家赫伯特根据科学家沙洛姆的研究，制造了惟妙惟肖的类人机器人。但在社会上，工会和宗教人士都大力反对类人机器人的出现。所以他不敢冒然把它们推向市场。于是便搞了一个复杂的宣传策划：制造一对男女机器人，让他们假扮夫妻。再从社会上寻找一个流浪儿，让他们收养。在没有任何人帮忙的前提下，这两个机器人要把从小偷堆里挑出来、满身不良习惯的流浪儿改造成绅士和艺术家。当这个孩子能够向公众展示音乐才能时，赫伯特将真相公之于众，以使大家在道德上、感情上接受机器人。但在表演前夕，流浪儿突然不辞而别。因为他忘不掉自己的人类母亲。
在《水下猎人的故事》中，作者表面上是描写水下狩猎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却是写代沟问题：三十多岁的“我”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面前显得保守，古板。而“我”六十多岁的领导却能够和年轻人打成一片。所以，年纪并不是形成代沟的主要原因。肖建亨这些立意，超越了科幻小说单纯技术构想的局限性。
当时，中国社会刚刚开放。小说家描写西方社会，多有模式化、套路化的习惯。而肖建亨在这篇小说里，表现了他对西方世界较深入，较客观的了解。企业界、科学界、政界、宗教界都是什么情形，相互关系怎样。作者能够把握到这些细节。
第三卷：中国科幻文学史 第五章：辉煌的早春时代（3）
第三节：其他主要作家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一批有实力的科幻作家。金涛便是此次浪潮中涌现出来的有代表性的新作者。金涛于1940年出生于安徽，后到《光明日报》当记者。在郑文光等前辈的鼓励下，金涛推出了轰动一时的《月光岛》，并且与王逢振一同主编了当时颇有影响的科幻小说译文集《魔鬼三角与UFO》，及前苏联科幻小说集《在我消失的日子里》。
金涛在科幻小说的创作、编辑、评论、宣传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少贡献。他的《台风行动》是那时不多的长篇科幻小说代表作之一。直到九十年代，金涛于百忙当中仍然坚持科幻创作。如今，金涛担任着科幻文学界惟一的全国性组织——中国科普作协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职务。
宋宜昌也是一位有特色的作家。他深暗军事科技。曾经创作过《北极光下的幽灵》。该作品几乎是中国最早的“高科技惊险小说”。宋宜昌创作有长篇科幻《V的贬值》、《祸匣打开之后》。在《V的贬值》里，宋宜昌表现出文学技巧上的趣旨，可惜未能把握住科幻小说的特色，细腻的文学描写游离于情节之外。而《祸匣打开之后》则是相当纯粹和优秀的科幻作品。这部长篇讲述了类似《天煞》的故事：两世纪后，外星人的胚胎在南极下面的基地里复苏、蕴育，开始向人类进攻。世界各种族、各国军队团结起来，一致抗敌。小说情节宏大、描写细腻，堪称当时的科幻佳作。
后来以童话见长的郑渊洁，在当时也开始科幻创作。并成为小有影响的科幻作家。他创作了《活车》、《杀人蚁》、《震惊世界的紫薇岛暴动》、《黄金梦》等短篇科幻。郑渊洁在科幻题材方面没有什么创举，但他的表现手法颇为独道。由于他的读者群主要是青少年，郑渊洁科幻简洁明快，节奏迅速。在《黄金梦》中，郑渊洁把两个国家争夺外星金矿的故事，用近于“无厘头”的语言表现出来，充分表现了他的语言功夫。后来，当郑渊洁转向童话创作时，故事情节多有高科技内涵，而不再是田园牧歌般的农业时代童话。这或多或少是受他早期从事科幻创作的影响。
除上述这些作家外，这一时期的主要科幻作家还有宋宜昌、程嘉梓、王晓达、魏雅华、王亚法、谭楷、孟伟哉、王亚平、贾万超等，总计达一百余位。这一时代的代表作除上述外，还有长篇《金明戈亮科学探案》、《古星图之谜》、《耶稣的光环》等等，以及近千篇中短篇科幻小说。这个数量和当时发表的主流文学作品虽然无法相比，但影响之大却超过这个比例。当时，仅由叶永烈各种科幻作品改编的连环画，累计发行总量就超过一千万册。除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外，还出现过《绿色克隆马》等大批科幻广播剧，以及《隐身人》、《最后一个癌症死者》、《X—3案件》等科幻电视剧。它们曾经反复播映，多种媒体都在扩大科幻艺术的影响力。
第三卷：中国科幻文学史 第五章：辉煌的早春时代（4）
第四节：急刹车
这一时期，中国科幻不再象五六十年代那样默默无闻，于是也引来了诸多批判和打击。这些冲击并不来自于文学界，而是来自科学界和科普作者阵营。这似乎是科幻文学特有的“待遇”。
1980年，钱学森在全国出版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表达了自己对科幻小说的反感。这本来是个人观点，但钱学森拥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的地位，使得这一言论的杀伤力得到充分放大。
自1979年开始，赵之、鲁兵、甄朔南、陶世龙等科普作家以《中国青年报》“科普小议”专栏为阵地，对当时的主要科幻作者和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出于对“艺术真实”这个基本文学规律的无知，这些批判大多围绕着小说中科学虚构是否成立来进行。如“自私是否可以遗传”、“恐龙是否可以复活”、“克隆人是否具有父本的心理结构”，等等。迫于压力，科幻作家们进行反驳，但由于被局限在科普话语的氛围里，作家们只能远离文学，逐条去辩驳这些虚构的合理性。
后来，这一争论更是发展成为科幻文学是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既它是一种文学体裁，还是科普创作的一部分。科幻创作体制中从五十年代便包含的隐患在这时充分暴发出来。当时，在第一线从事科幻创作的作者们，几乎都认同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样式。而科普评论家、科学家和有关领导则判定科幻小说是科普创作的一部分。他们以此为出发点，要求科幻小说更多地围绕着科学内容展开，压缩其中情节、背景描写、人物刻画等文艺成份，实质上便是否定科幻小说的文学本质。
这场争论完全处在当时主流文学视野之外，记载中不曾有主流文学界人士介入，仅仅是科幻作家和科学界、科普界某些个人的双边对垒。但它仍然是当时文学大趋势的反映。“中国文学理论界目前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无疑是关于文学自主性、自律性观念。这种观念在20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界一直与文学的他律性、工具论处于对抗、斗争状态，其消长起伏构成了中国文学理论史的主线。如果不作更加远久的追溯，当代中国文艺学界的自律性诉求出现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自律性诉求在90年代的文艺学教科书中得以合法化并延续下来。”（《文学理论基本问题》12页，陶东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三月出版）
可以说，这场“姓科与姓文”的争论，便是在这个大舞台上演出的小剧目。只不过对于主流文学界来说，更多地是反对将文学作品视为政治宣传工具。而科幻作家们则是不希望科幻小说被当成科学知识的宣传工具，希望挖掘和张扬其自身的美学价值。今天再回顾这段科幻文学“姓科”与“姓文”的争论历史，几乎可以和不久前发生的“历史作品能不能戏说历史”之争论相提并论，成为文学界申张自身主体价值的两个鲜明例证。
这场争论发展到后来，对科幻小说的批判从具体情节、科技原理扩展到思想倾向。叶永烈的《黑影》、金涛的《月光岛》被指责为发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被指责为色情小说。1983年下半年，反击精神污染开始。对科幻小说这个文体本身持反对意见的一些评论家们集中火力，系统地发表批判文章，将科幻小说和“现代派文学”、“人性论”等等，并列为精神污染在文学界的代表。
对于当时的舆论导向，笔者缺乏第一手资料。在此，仅录得泰国《星暹日报》1983年11月29日报道一份。提供读者参考：
“近年来大陆社会上出现的精神污染，有下列表现：电视、电影、戏剧追求完全商品化，为个人和小团体牟利。如很多城镇大量上演旧剧、旧曲、宣扬封建迷信。出版界胡乱编造之风盛行，有些人借写科幻小说之名，行宣传鬼魂、色情之实。侦探、侠义、奇案、秘闻之类低级趣味图书充斥，成为书店的热门货，文艺界受西方现代派思潮影响，创作无主题无意义的小说诗歌和散文，一些青年追求腐朽生活方式，嗜好裸女相片、色情录像带和黄色读物。”
当时，新闻出版署下发文件，要求各出版社严格控制“惊险小说”的出版。由于当时一些科幻小说以“惊险科幻小说”的名义出版，出版社出于谨慎心理，不约而同地将限制范围扩大到所有科幻小说。长期以来，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科幻小说。有关部门下达了关于专业出版社不得出版文艺书籍的规定，又堵死了科幻小说最主要的出版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