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语境下，科学只能是人们崇拜、学习、遵从的对象，不能是批评、怀疑和亲近的对象。而人们所能够学习和遵从的当然是具体的科学知识。“（同上）
在此基础上，这些人士提出了“科学传播”这个概念。刘华杰为科学传播下了这样的定义：科学传播指除科学知识的生产环节以外的其他所有科学活动过程，包括科学知识与科学文化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以及在整个社会中向广大民众的传播。狭义的科学传播专指后者。（《面对国家利益与民众需求的科学传播》，《光明日报》2003年5月13日）
他进而分析了科学传播和传统科普概念的区别。这种区别包含了递进的关系：传统科普建基于小科学的基础上，塑造和传播的是科学神圣的形象，科学家个个都是“圣僧”：公正无偏见、追求真理、不计个人得失。它设定了科学在上、公众在下的认知与价值的双重鸿沟。公众不但在认知层面不如科学家，在道德操守和社会贡献方面也远不如科学家。同上
科学传播事业以“公众理解科学”为目标。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传播是以公众理解科学的理念为核心的。对具体知识的普及只是科学传播活动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重要的部分。由于制度化学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基础科学知识的传播当然地要由学校教育完成。传统科普就是由于过分强调科学知识的普及，与学校教育无法分清界限，从而使自己主动地成为学校教育的附庸。（同上）
田松认为：在“公众理解科学”这个概念中，科学是可以理解、需要理解的社会活动，而不是必须接受的知识。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说过这样的话：“要能欣赏一门科学，并非得对科学有通彻的了解。没有人认为，要欣赏莎士比亚，自己就必须能写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同样，要欣赏或享受科学的成就，也不一定非得躬身于创造性的科学劳动。” 《现代科普理念》 田松
另一位科学传播的倡导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吴国盛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于科学普及，我主张，用“科学传播”概念替代传统的“科学普及”概念，来整合视野越来越广、内涵越来越深的新世纪科学普及事业。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科学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功能在变化，科学普及的理念也在变化，由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过程变成了公众与科学家之间平等的双向互动过程；第二，政府和传媒的介入，使得科学普及的运作方式发生变化，由少数人的事业变成了一项社会立体工程。” （《科学传播人才培养是关键》，原发表于《上海科坛》2002年第二期，《科学时报》2003年1月19日科学周末一版全文转载）
总得来说，科学传播代表了一种新理念，它不是要取代传统的科学普及，而是代表着传统科学普及工作新的发展方向。今天的中国不同于几十年前的中国。国民教育素质大大提高，高中教育已经普及，大学教育也走向普及。传统科普工作面对的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兵阶层。而如今传播科学精神，更要面对拥有很深的文化知识，但对科学事业不理解，甚至不认同的知识分子。另外，科学普及多少是一种国家行为，而科学传播则是科学界本身与社会各界取得沟通的一个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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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科幻文学与科学传播的关系
并非仅仅是普遍老百姓不关心、不了解科学，而且就连那些懂科学的人也对科学缺少真正的信念。他们谈论科学，见过科学成果，但是科学对他们却毫无意义。——威尔斯《获得自由的世界》，187页，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段出现在一部科幻小说中的言论，是威尔斯在二十世纪初写下的。它道出了一个自觉地在科幻小说里进行科学传播的作家的动机。科幻文学和科学传播几乎从一开始就有深厚的血脉搏关系。
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明确的是，科幻文学本身既不是科普工作的一部分，也不是科学传播工作的一部分。它属于文学艺术。如果两者合而为一，也就不需要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了。鉴于中国科幻在发展过程中承受了许多来自科学界的误解，这一申明是很必要的。
其次要明确的是，并非所有的科幻作品都与科学有关。有的朋友看到笔者前面的内容后说，你这本书的名字应该叫“部分科幻文学与科学”。虽属戏言，但也道出了真理。相当一部分科幻小说是传奇性的，或者寓言性的。它们的作者主要在艺术方面有追求，而不在意作品于科学方面的价值。在本卷中，笔者没有谈论许多大师级的科幻作家，如巴拉德、奥尔迪斯等人，也因为他们的作品与科学关系不大。
所以，我们确实是在讨论“部分科幻作品与科学传播的关系”，只不过要在每个“科幻文学”一词前都加上“部分”两字非常别扭。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明确呢？因为许多人从这种关系倒推回去，认为那些与科学无关的科幻作品价值不大，甚至是伪科幻，这就有些唯科学主义色彩了。它们仍然是优秀的科幻作品，只不过是科幻文学中的另一些小类。
科幻文学和科学传播最重要的关系，是它们都奠基在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技术史这“三位一体”的三种学科基础上。本卷的文字都旨在分析这种关系。在此不赘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科学传播工作者接受过这三门学科的专业训练，而迄今为止，科幻文学作家只是在创作中自发地讨论相关的问题。
科幻文学和科学传播都把科学精神，而不是具体的知识细节当作核心任务。科幻小说能够给予读者的，绝非几个奇思妙想，一堆专业术语，而是要将人文精神，将美与人性重新与科学结合起来。在科学发展的早期，它们曾经是一致的。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坚持自己负有让全人类智慧起来的使命。他们的豪情壮声，即使用“抛头颅、洒热血”来形容也不过分。但在社会分工日益加深的现代，科学正在与人性和美分离，甚至彼此隔膜。当我们在一些大专院校里看到哥白尼、达尔文等人的画像时，并不能把那里的职业科学工作者当成这些先驱的后辈。他们更多的只是一些从业者。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当代科学家如此的专业化，如此地深居于象牙塔中，科学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神圣色彩也正在褪去。大众一方面享受着科学带来的巨大财富，一方面远离科学。种种反科学和现代迷信居然是通过互联网这样的高科技产品在全世界传播。享受科学成果而拒绝科学精神，这正是当代社会的深刻矛盾。
科幻文学和科学传播另一个相同点，是它们都建立在作者与受者之间平等的关系上。小说从来就是“闲书”，除了中文系的学生和专业文学评论家，恐怕没有多少人以读小说为工作。资深的小说作者理解这一点。他们的作品较少居高临下，更多地在分析读者的心理，阅读习惯，以服务的态度来创作。而这正是科学传播概念的特点。
第三节：建筑跨文化之桥
余秋雨是当今中国有代表性的文人，自己也认同这个角色。1999年七月11日，他到长沙岳麓书院主持讲座。首都医科大学的吕洁通过网络向余秋雨提问：21世纪是人文科学退化的一个世纪，中国文人同样会走向没落。自然科学从而成为一个压倒优势的主角。请他谈谈自己的看法。余秋雨作了如下的回答：
我认为如果仅仅是人文科学完全退化，自然科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想这是在座的自然科学的老师也不会赞成的。因为出现的情景将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不完整的人，一个不完整的世界，它所出现的东西带有很大的恐怖性，它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恶果……对人的关怀，这个概念如果在下个世纪都没有人研究了，研究的纯粹是自然科学，那我想太恐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这样认为，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自然科学大大发展，但是，我们即使拼着最后的努力，也要阻止人文科学全线败退的这种恐怖的现象出现。《寻找文化的尊严》32页，湖南大学出版社会2000年出版。
21世纪是否是这样的世纪姑且不论，这段回答充分地表现了当代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进步的恐惧感。从其中不断出现的“恐怖”这个词就可以看出。而在这种恐惧感的背后，就是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深深沟壑。
97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上。中国《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杨潇宣读了名为《科幻与跨文化交流》的论文，提出科幻文艺具有成为促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交流的中介的价值。专门论述这一课题的文章，笔者仅止找到了这一篇。在该文中，杨潇概述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分歧和根源：科技文化以为自己可以解释或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而表现出某种科学主义倾向，人文文化由于对新兴的科学文化不了解，非常容易把当前社会所产生的弊病都归之于科技发展的结果。《97北京国际科幻大会论文集》115页。形成这条鸿沟的既有行业壁垒又有教育体制的缺陷。优秀的科幻文学当然不能从根本上填平这个鸿沟，但至少可以建筑一条小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