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座落在接近郊区的地方。夜晚时分，周围只有不大的一片灯火，但夜色里埋伏着许多黑压压的新建楼群，那些尚未安上玻璃的窗口似乎是在对我说，明年你再来看看……。
在一处防空洞旅馆里，我度过了闷热潮湿的头一夜。第二天，我乘公交车进入市区，找到了中国小说学会2000年会的举办地——望江饭店。小巧玲珑的金华城似乎座落在一片丘陵上，望江饭店便在市中心处的一个高坡之上。那是一座没什么特色的高层建筑，我望了它几眼，然后便拎着行李，开始在周围找小旅店。大概外地人平时来得不多，旅店很难找。我一边找，一边在南方城市特有甜香温润的气息中浏览这座小城。市中心这里是老城，街道不仅狭窄，而且方向不正，后来听说金华这里有全国最大的诸葛亮后裔聚居地，看来这种八卦阵式的街道也不无出处。
象每一座南方小城一样，“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的金华市绿化得很好。
整齐的梧桐树使我的视野里满是绿色。小巷里屋脊高耸的南方民居默默地讲诉着小城的历史。
不过，大街上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时不时就能听到的一首台湾校园歌曲的旋律，那是比四大天王早许多的流行文化，少年时期的我听惯了这首歌，但现在已经叫不上名字了。伴随这曲旋律而来的，竟是一辆辆清洁车，和穿着工作服的清洁工。
我终于在一个小巷内找到了旅店。在登记处，服务员小姐热情地为我介绍高档客房的舒适，我则不为所动地声明只要便宜就行。最后小姐告诉我，有一间只收十五块钱的单人房间，问我住不住。经过刚才在大街上一个小时的寻找和比较，这样的价格令我喜出望外，自然点头。于是，办完手续后，服务员便带我走进三楼楼道。一扇大门在我面前打开，出现的却不是一间客房，而是一段封闭的楼梯拐角。向下延伸的楼梯堆着杂物。小小的空间里塞进一张单人床和一只床头柜，然后只剩下半张单人床大小的空间，这意味着客人一进屋就必须呆在床上。小姐放下带来的热水瓶，退去时脸上露出一丝疚意。不过我却不以为然，以我现在的条件，住这样的“单间”理所应当。
当天是大会报到，没有正式活动。整个下午，我便呆在这个没有窗户和风扇的小空间里，读完了《中国当代文学》一书里还没有读过的篇章，这本书是我为了参加这次会，对自己“恶补”文学知识选用的一个教材。第二天，连夜的大雨浸透了这个小间的墙壁，老板娘又把我安排到五楼的一间双人间，空间大了，但同样没有电扇和窗户。她告诉我，双人间每人十五，两人三十，如果我要交十八块钱的话，她可以不再安排别人。我没说什么。这里其实没多少客人住，更谈不上安排不安排。不过我也没说破，都是生意人，生意人有自己衡量诚实与善意的标准。第三天，老板娘又将我换到一个真正的单间，同样没有窗户，但有了风扇。在这间屋子里，我完成后来轰动一时的那次发言的讲话稿。
在这个“最高待遇”下，我又住了两天，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临走时竟对这里有些流恋起来。比起大饭店，这里毕竟更是属于我的天地。闲来无事的时候，老板也与我聊聊天。
“自己的买卖，还是给别人跑业务？”
“自己的买卖。”我诚实地回答。
“你很能吃苦啊。”
“那是，自己的买卖嘛，省一分是一分。”
“可你为什么还那么胖？”
“……”
老板没有挖苦我的意思，只是心直口快。我只好告诉他，或许是因为生来骨架宽大，再加上肠胃好，吃点什么都长肉的缘故。后来，大概正是我的身材配合了我的支支吾吾，挡回了许多到会者对我生存状况的好奇。
每天晚上，附近会出现一些小吃摊。虽然会议安排的宴会和一日三餐中不乏大鱼大肉，但金华这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食品，倒是这些小吃摊上的冷饮。说是冷饮，但完全不是大工厂里出来的机械产品，而是一些自家熬制的小吃，有米仁汤、红枣汤、清凉糕、凉粉等十余种。熬好之后放在冰柜里，出售时再加些冰块端到顾客面前，一勺入口，清凉甜润的感觉就会渗入全身各处，抵挡住闷热的暑气。每天晚上我都会来到这些小食摊前，要上一到两种冷饮细细品味和休息。四天下来竟成了习惯，以至于回到天津的当晚，还禁不住想到外面看看有没有银耳汤卖。
不过，尽管我已经在家门口与许多金华人打过交道，但我对金华的地理仍然一无所知。
直到第二天我买到一张金华市地图，才发现，望江饭店确实是在一条大江边上。晚上，我走过其实只有一个街口远的距离，来到被称为金华外滩的金华江边，在清爽的风中欣赏夜景。金华江虽然比不上黄浦江，但天津的海河与之相比，只算是一条小水沟。金华附近也有一些高峻的大山，但直到我离开的那天，它们才把真面目从浓雾中透出来。
（二）
在这次会上，我平生头一次与文学界的名家大腕们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他们和我以前的想象既吻合又不同：冯骥才象我想象得那么高，但比我想象得白晰；陈忠实脸上的皱纹象我想象得那么多，但身材没有我想象的魁梧；和航鹰第一次朝面，我就感觉出她是谁，但她一开口，那响亮的嗓音和独特的天津味普通话还是让我很吃惊。
开幕式那天，下起了绵绵细雨。人们在雨雾中走进浙江师范大会的会议厅。北方来的客人自然感慨南方的雨水之多。当地的主人则更正说，这里往年雨水确实是多，但今年这还是第一场雨。浙江师大人文学院的头牌学者金汉老先生在开幕式上说，这样的天气正适合呆在屋子里作学问。结果，四天的会议就一直是在时停时起的雨中度过的。
第一天上午是开幕式，来自各方各面的领导在台上讲话。开幕式上听到的惟一学术性的讲话，出自冯骥才之口。他讲的内容是现代化传媒的发展控制了文学创作和评论，大家都成为传媒制造新潮的工具。不光是文学作品，就是文学批评也逐渐走向市场。身为民进中央常委和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的话有许多高层次、大背景下的经验作论据。
在下面，我开始散发我带来的小册子。我很快结识了一位老年朋友，文艺报的彭华生老师。彭老师对科幻文学的重要价值完全理解，但不知道中国有哪些科幻作者，写了些什么样的作品。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又从不少人那里听到彭老师这样的话。
开幕式后，浙江师大的校车载着与会代表在金华市里转来兜去。一位漂亮的组委会女教师充任导游，很自豪地介绍着她的学校和她的家乡。我则和身边的一位上海来的博士研究生聊了起来。这位四十来岁，叫裴毅然的老哥很有些江湖豪气，听到我介绍自己的情况，就热心地把上海出版中心的一位编辑介绍给我。第二天，裴毅然发现我和这位编辑没有深谈，埋怨我没有抓住机会推销自己。在一群斯文学者中间，他那风风火火的“另类”样子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那一天我赠送了若干本出去。一位老师把拿到手的小册子又递到我面前，让我写点什么。我以为是要我留下地址，忙说封三上印着有。他说不是要地址，希望我能写些什么赠言之类的文字。我写什么呢？这些位老师的“笔龄”大于我的年龄，什么样的精妙修辞在他们眼里恐怕都不值一晒。于是，我只好写了句“敬请某某老师指点”。接下来的几天里，这成了我写在小册子上的套话。
当天下午，大会发言开始。头一次参加这样高级的学术会议，我自然很是新奇。更重要的是，中国小说协会的秘书长汤吉夫先生告诉我，第二天上午要给我安排十分钟时间，让我介绍一下科幻文学。所以，了解什么人上台讲，讲的什么，以及怎样才算得体的发言，对我来说就更为重要。
不过，刚听了两位先生的大会发言，汤吉夫老师又走过来告诉我，他安排了上海文汇报的记者采访我。自从认识汤吉夫老师以来，我与他直接打交道的时间，连打电话都算在内，恐怕也不超过一个小时。但出于对新生事物的关注和对年轻作者的关心，汤老师给了我许多实质性的支持。这次会议完全是他把我带到会场上来的。我赶快来到饭店的大堂里。那位名叫李鹏飞的记者正等在那里，一旁还坐着一位浙江师大校报的学生记者。李鹏飞是我的同龄人。采访机打开后，我们很快切入正题。他向我了解科幻界的现状，特别是国内有哪些人在创作科幻小说。我告诉他，把一些充数的少儿文学或科普作品排除掉，国内能创作真正的科幻小说的人很少。其中有质有量，半职业化写作的不超过十个人；有质无量，业余写作的大概能到一百；建国以来至少发表过一篇科幻小说的，或许有一千个人吧。说实话，就是这个十、百、千的判断也是我壮了壮胆子才说的。然后，他拿着我编写的那个小册子，让我在《中国科幻艺术一百人物传》一文中把这十个人找出来。我根据自己的了解为他一一划了圈。
李鹏飞走了以后，那位估计上大二的学生记者继续问我一些关于科幻的问题。他不是有备而来，只是正好坐在那里。不过，和大学生谈科幻是这几年我的家常便饭。相比之下更自然一些。最后他问我，如果会议中有时间，能不能给师大的同学们作个关于科幻文学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