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吾之命不可期. 如使兹人有知乎?
非吾其谁哉!“
(见《重答张籍书》)。
⑦原文见《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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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主于一德,也不能顺于其余四德. 这也是“性三品”说,不过说得更具体而已.进一步,韩愈认为,人性接触外物就会产生情,与人性相对应,情也有三品,三品之情分别是三品之性接触外物的表现;情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上品之性所表现出的情是“动而处其中”
(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中品之性所表现的情“有所甚,有所亡”
(有的过甚,有的则缺乏)
;下品之性所表现的情则是“直情而行”
,(任情而行)。
不难看出,韩愈将封建社会的仁义道德规范内化为人性固有的东西,显然是一种先验主义思想;而他将人性武断地划分为三品,使他的人性论不仅是先验的,而且是机械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 这是他不懂得从人的社会性、阶级性及其实践活动来认识人性的必然结果. 但是,他的这种人性论却为封建统治者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因为它无异于说封建等级制度是合乎人性的制度,封建统治者对老百姓的压迫和剥削也是合情合理的. 这一点,联系他的历史观来看,就更为清楚了.韩愈的历史观也是其道统论的组成部分. 他认为,人类在远古时期具有很多灾害:既有虫蛇禽兽之祸,又有寒冷饥饿之迫;既无居室工贾之利,也无除病全寿之术;既没有礼乐法度,也没有政治刑法……人们生活在“相欺”
“相夺”的混乱状态中. 这时,圣人降临了,他为人们带来了“相生养之道”
,替他们驱赶虫蛇禽兽,制作衣服、栽种粮食、建筑房屋,为他们发明工商、医药、礼乐、政治……总之,圣人为人类创立了一个适合于他们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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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们从野蛮人变成了文明人,如果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绝了(“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
①. 因此,历史是圣人创造的,圣人是“人道”的典范,圣人就是仁义道德的体现.古之人不能没有圣人,那么今天的人呢?同样不能没有圣人. 韩愈认为,如果缺了圣人,也就是缺了具有上品人性之人,结果,中品之人不能受教导而提升自己的人性、下品之人不能受到管制而遏制其乱情妄念,从而人道大乱,社会陷于一片混沌之中.只有有了“为之君,为之师”的圣人,中品、下品之人才有法可依、有礼可循,社会才能井井有条地发展. 这样,皇帝只管发号施令、臣僚职在上行下达、百姓一心向上供奉五谷、器皿和财货的封建等级结构就不是人为的、不合理的,而是历史地决定了的、理所当然的了. 韩愈的历史观完全颠倒了历史发展中领袖和群众、“圣人”与“凡人”的关系,完全否定了一般人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一种根本错误的圣人“创制立法”
、“创业垂统”的圣人史观;他的历史观与其人性论一样,主要目的都是为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和完美性进行理论上的证明的.韩愈既是“道统论”的创立者,又是古文运动的先驱者.在他的提倡和推动下,齐梁以来的骈词俪文被赶出了文学殿堂,内容丰富充实、形式通俗晓畅的创作风格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因此,苏东坡盛赞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
①见《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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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
①,并非不切实际的阿谀之词. 韩愈“道统论”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多方面的,只有细心地分析,才不失之片面. 他的“道统论”建立于反对佛老的基础之上,尽管他排佛老的理论是孔孟儒学,他的目的是毁佛老而扬儒术并为封建社会服务,但是,他的这种行动本身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加强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淡化了中华民族的宗教迷狂,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①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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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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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论
何谓宋明理学(道学)
“理学”亦称“道学”
,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种理论形态. 它体系庞杂、影响广泛,后人对它的理解,以及其中包括有哪些派别和人物,说法不一,故此,我们必先对何谓理学有个交代,才谈得上对它的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在历史上,元朝人在编纂《宋史》过程中,于《儒林传》之外把濂、洛、关、闽(即周敦颐、二程、张载和朱熹)四派哲人另行列入《道学传》,他们说:“‘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何自而立哉?”
①这是因为“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旧史列之隐逸,未当,今置张载后. 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 其他程、朱门人,考其源委,各以类从,作《道学传》”
②. 这么说,列入《道学传》者,均是英明高妙、博大精深、备受尊重的一群. 于是,
①② 《宋史. 道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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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之名便成为一个学派的名称,一直相沿至今.《宋史》另立《道学传》,是元代的统治者从维护封建正统的立场出发,而对周、张、程、朱等人所显示的一种特别的尊崇.他们认为,周敦颐“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瞭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二程“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 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
①就是说,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与朱熹借助《易经》、《四书》建立起了道学.这样,周、张、程、朱等24人便戴上了道学家的桂冠.《宋史》这种分类方法以及对宋代哲人的思想评价,是不科学的,而且也是缺乏统一的分类根据的.从当时的理论斗争来考察,张载把物质性的“气”作为宇宙的本体,认为“气”充满宇宙空间,由于“气”聚散变化,形成各种各样的事物,这显然是与周、程、朱不同的一种唯物主义的立场. 因而,二程曾指责张载“虚空即气”之说“未能无过”。从科学分类的角度看,张载不应该与二程一起列入道学阵营.那么,《道学传》是否以宣扬义理性命、格物致知这类问
①《宋史. 道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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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作为入传的根据呢?似乎也不见得. 与朱熹同时讲学的陆九渊,对理、道诸范畴的运用并不少于朱熹. 他们两人都继承和发挥二程的学说,朱熹较多继承程颐的“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
①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陆九渊则偏重于发挥程颢的“天者,理也”
,“只心便是天”
,“更不可外求”
②
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 可是《宋史》的《道学传》却把陆九渊排除在外.如果说《宋史》编纂者出于因袭朱熹的《伊洛渊源录》的观点,或因周、张、程、朱等人的思想对当时社会影响较深而另立《道学传》,那么刘绚、黄干等15位程朱门人只不过是传播程朱思想而已,却被列了进去.宋初的胡瑷、孙复、石介曾被称为“宋初三先生”
,却只能列入《儒林传》。从这里可以看出,元人立传的标准也是不统一、不科学的.这是《宋史. 道学传》的做法. 近人也有对理学作很宽泛理解的. 如认为:理学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一家完整的哲学学说,它是我国特定时期(公元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的哲学断代史的统称. 那就是说从宋代到清代的整个学术思想,都可以归属于理学. 这种说法看来也未必妥当.(一)
所谓学派,是在某一领域中具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且在学术上的主张和见解大体相同而形成的派别. 孔子所建立的儒家学派,到宋代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周敦颐的苦心经营,至朱熹集大成,一个哲理化的新儒学,即理学终于
①《遗书. 语录》②《遗书. 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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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世. 无疑,理学是儒学的进一步的发展. 既然孔子创建的儒学是一个学派,那么哲理化的儒学——理学也应当是一个学派.(二)理学把“理”看成是先天地而存在的宇宙本体,以三纲五常为其政治内容,用“正心诚意”的修养方法,“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说教,“格物致知”的先验论,保守倒退的社会历史观,来替封建的政治、法律、道德作理论上的论证,它体系完备,怎能说它不是一家完整的哲学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