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创办，组织和管理企业）在工业中有大得多的活动余地。在英国对外贸易得到大发展以前，工业企业家已逐渐在成长；实际上在十五世纪的毛织业中就可以看出它的迹象来。但是新开发国家中庞大市场的开辟，直接地并且通过它对工业布局（亦即把特定工业部门集中在一定的地区）的影响大大地推动了这一运动。
中世纪的市集和行商的纪事表明，有许多东西，其中每一种东西只在一二个地方生产；从那里再分发到欧洲各处。但是生产局部化而运销很远的那些商品，差不多总是价格很高，体积不大的商品。价格较廉，体积较大的商品都由各地自行供应。不过在新世界的各个殖民地，人们并不总是有余暇来为自己提供工业品的，并且即使他们生产他们所能生产的东西往往也是不容许的；因为英国对待它的殖民地虽然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宽大，但是它认为它为殖民地所出的费用使它有理由来强其它们向它购买各种工业品。对销售于印度和野蛮民族的简单商品的需求也是很大的。
这些原因导致加工工业中许多繁重工作的局部化。在那种需要高度技巧和工人的丰富想像力的工作中，组织有时倒居于次要地位。但是，在对少数式样简单的商品有大量需求的时候，组织多数人的能力却具有无比的优势。这样，工业布局和资本主义企业家制度的成长是两个并行的运动，都由于同一个一般原因，且彼此互相促进。
工厂制度和工业中贵重设备的运用，是在后一阶段出现的。它们通常被认为是企业家握有英国工业大权的源渊；无疑地它们增加了这种权力。但是在它们的影响被察觉以前，这种权力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法国大革命时代，投资在以水或蒸汽为动力的机器上的资本是不很多的；工厂的规模不大，为数也不多。但那时差不多英国的全部纺织工作都是按合同制来进行的。纺织业操于比较少数企业家之手，他们力图查明买卖什么东西，在那里买卖和在什么时候买卖是最有利的，生产什么东西是最有利的。然后他们就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为数很多的人订立合同来生产这些东西。企业家（即包买主——译者）一般供给原料，有时甚至供给所使用的简单工具。那些承包人用自己和他们家人的劳动和有时用少数徒工的劳动（但未必总是如此）来完成包工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械发明的进步使工人们愈来愈聚集在靠近水力的那些小工厂里，而当蒸汽逐渐代替了水力之后，他们又集聚在大城市的大工厂里。这样，那些承担生产上的主要风险而又不直接管理和监督的大企业家（指包买主——译者）开始让位于富有的雇主，他们经营着大规模的全部加工事业。这些新的工厂引起了那些最不经心的观察家的注意；像以前的变动一样，这种变动也不轻易为那些实际上不从事商业的人所忽略。
这样，酝酿了很久的那种工业组织的巨大变革最后引起了普遍注意；人们所见到的是，由劳动者所管理的小企业的制度正在被那些由有特殊才能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所管理的大企业的制度所代替。即使没有工厂，这种变革也会照样实现的。即使电力或其他动力的零销使得现在在工厂中所做的那部分工作可以拿回劳动者家里去做，这种变革也会实现。
第十四节 此后，工业劳动得到成批的雇用。新的组织带来了一些巨大的灾难，不过其中有些是由于别的原因，这种新制度使英国免于法国军队的蹂躏。|Qī-shū-ωǎng|
这种新的变动，不论就以前的形式或以后的形式来说，都有不断冲破那几乎使每个人定居在他所出生的那个乡镇上的那种束缚的趋势；它开辟了自由劳动市场，这个市场招引人们来寻求就业的机会。由于这种变动，决定劳动价值的那些因素就开始了新的一页。直到十八世纪，工业劳动照例总是零雇的；虽然那时以前一个大而流动的劳动阶级（它可以大批地雇用）在欧洲大陆某些特定地区和英国的工业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十八世纪中却一反常规，至少对英国是如此；劳动价格不再由习惯或小市场上的议价决定了。在最近几百年中，它愈来愈由广大区域（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全世界）中的供求情况所决定。
这种新的工业组织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因为它对保证每个人应该从事他最能胜任的那种工作，和保证他的工作适当地辅以当代知识和财富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机械与其他的帮助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本身也带来了巨大的祸害。其中哪些祸害不可避免，我们是无法判断的。因为正当那种变革急剧进行的时候，英国受到史无前例的各种灾害的袭击。它们是人们所受的通常被认为是无限制竞争的骤然出现所造成的大部分苦难的原因（究竟有多大的部分是不可能判断的）。英国丧失了一些大的殖民地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拿破仑战争，结果使英国所受的损失比战争开始时它所拥有的蓄积财富的总价值还大。空前的连年歉收，使谷价暴涨。而最坏的是，采用了实施济贫法的方法，它损害了人民的体力和自立精神。
因此，在上世纪的前半期中，英国是在有利条件下确立自由经营的。它的祸害为外部灾难所加剧，而它的有利影响却为这些灾难所妨害。
第十五节 续前。
过去保护弱者的那些商业习惯和行会规章现在与新的工业不相适应了。有的地方，人们因一致同意而废止了它们；有的地方在短时期内却成功地保留了它们。但那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成功；因为在旧有束缚下不能发展的新工业就离开那些地方，而转向它可以有更多自由的其他地方去了。于是工人们请求政府实行规定商业经营方式的那些议院的旧法案，甚至请求恢复由治安当局来规定价格和工资。
这些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旧有的规章制度是当时社会、伦理和经济思想的体现；它们是摸索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它们是那些在几乎不变的经济条件下生息的人们多少代经验的自然结果。而在新时代中，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致没有时间来这样做。各个人都必须自行其是，很少借鉴过去的经验。那些力图保存旧传统的人很快就被抛在一边。
新兴的企业家族主要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他们自力更生、坚强、敏捷并富有进取心。他们看到以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成功时，往往认为贫者和弱者的不幸应归罪于他们自己，而不应加以怜恤。深感于那些力图支持进步潮流所损害了的经济秩序的人们的荒谬，他们往往认为，除使竞争完全自由和让强者自行其是以外，再没有什么可需要的了。他们赞扬人的个性，而且并不急于寻求一种从前使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工业约束的现代替代品。
同时这种不幸曾减少了英国人民的纯收入总额。1820年，仅国债的利息就用去了纯收入总额的十分之一。因新发明而价格低廉的那些商品主要是工业品，而这种工业品劳动者消费极少。因为英国那时差不多是工业的垄断者，如果工业家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商品交换外国的粮食，则他显然会得到便宜的食物。但是议会中掌权的地主阶级却禁止这样做。劳动者的工资，就用于普通的食物而论，等于他的劳动在一块很贫瘠的土地上所生产的数量，这块土地是为了补充较肥沃的土地所提供之数量不足而被迫耕种的。他必须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其中供求力量即使自由地起着作用，则它们也只能给他带来低微的工资。但是他并没有享受经济自由的全部利益。他同其他工人也没有有效的联合；他既缺乏市场知识，又缺乏商品卖主们所具有的那种坚持不卖以求善价的能力，他被迫在不卫生的条件下工作，并使他的家人也在这种条件下进行长时间的劳动。这就影响了劳动人民的效率，从而也影响了他们劳动的纯价值，从而它降低了他们的工资。雇用童工进行长时间的劳动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甚至在十七世纪的诺尔维奇和其他地区就已经十分普遍了。但是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因在恶劣条件下进行过度劳动而造成的道德上的败坏、身体上的痛苦和疾病在工厂居民中却达到了顶点。在十九世纪的中叶，它们逐渐减少，此后，减少得更快。
工人们认识了企图恢复管理工业的旧规章的愚蠢之后，就再没有箝制经营自由的任何愿望了。英国人民所受的痛苦，充其量也永不能同革命前的法国因没有自由而造成的那些痛苦相提并论，有一种论点，认为如果不是由于英国从它的新兴工业中所得到的那种力量，它也许会屈服于外国的军事独裁之下，如同它以前的那些自由城市所遭遇的那样。它的人口虽少，但有时却几乎独自负担着那反抗控制大陆几乎全部资源的征服者的战争重担；而在反抗那个征服者的斗争中它有时又资助一些较大而较贫的国家。不论正确与否，当时人们认为，如果自由的英国工业不供给反对共同敌人的战费，则欧洲也许会长期受着法国的统治，如同它以前受着罗马的统治那样。因此，很少听到对自由经营的过度的怨言了，而多数的暴怨是对英国人以自己廉价生产的商起来交换外国的粮食所加与的那些限制。
甚至那些当时正在开始英国史上几乎比任何其他事物都富有趣味和教益的光辉而波折重重的生涯的职工会，也转入明哲保身的时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