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顿民族的自然吸收力在中世纪的早期给予习惯以一种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它们从事应付那些在美洲贸易中发生的连续变化的趋势时，影响了商人基尔特、地方当局和国家政府。在法国条顿人的这种偏向通过罗马人的天才而转化成制度，家长式的统治达到了顶点；科耳伯特的贸易条例已成为金科玉律。正当这个时候，经济理论出现了，所谓重商主义体系显露了头角；贸易条例以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实行着。
随着岁月的推移，产生了一种走向经济自由的趋势，反对新思潮的人们在他们方面征引前代重商主义者作为根据。但他们体系中所含的那些规定和限制是当时的时代精神；他们力图实现的许多变革都指向企业自由。和主张严禁贵金属出口的那些人相反，他们特别论证的是，在长期内凡能使本国金银之输入多于输出的各种贸易都不应加以禁止。让商人自由地经营企业国家是否蒙受迫害，通过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他们曾倡导了一种新的思潮；这就不知不觉地走向经济自由，其中一方面由于时势，他方面由于西欧之人心所向。这种节制贸易限制的运动一直继续到十八世纪后半期，当时是这一理论成熟的时期，即如国家企图以人为的规定和每人各行其是的天赋的自由权相对抗，则社会的福利莫不深受其害。
第二节 重农学派。亚当·斯密发展了自由贸易论，并认为价值论是使经济科学成为一个统一体的核心。
在广泛的基础上第一次有系统地建立经济科学是由十八世纪中叶法国一群政治家和哲学家在路易十五的御医魁奈医生领导之下进行的。他们政策的基石是顺从自然。
他们是最初宣布自由贸易主义学说为行动的一般原则的人，在这方面比起英国的先进作家达德利·诺斯爵士来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们讨论政治社会问题的语调和性质中，许多都预示着后代。不过他们的思路不清，而这又是当时科学家的共同特点，这种思路不清经过了长期的斗争才从自然科学中清除出去。他们把顺从自然的伦理原则和因果规律混同起来，前者用的是祈使语气，规定某些行动规律；而后者用的却是陈述语气，是由研究自然而为科学所发现的规律。由于这点以及其他理由，他们的论著很少有直接的价值。
但它对现代经济学的间接影响却是很大的。理由有二：第一，他们论证的清晰和逻辑上的一致使他们对后代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他们研究的主要动机，不在于增加商人的财富和充填国库收入，像大多数他们的前辈那样，而在于减轻因过度贫困所引起的痛苦和堕落。这样他们就给予经济学以寻求有助于提高人类生活品行的现代目的。
第三节 续前。
在前进中的第二大步，亦即经济学所曾迈的最大的一步，并不是一个学派的著作，而是一个人的著作。亚当·斯密的确不是当时唯一伟大济学家。在他著书立说的不久以前，休谟和斯图亚特对经济理论已作出很重要的贡献，安德森和杨格发表了一些极其有价值的经济研究。但亚当·斯密的讨论范围足以包括他当时英法同辈著作中的全部精华。虽然他无疑地从别人承袭了不少的东西，但是我们越拿他和他的前辈和后继者相比较，我们觉得他越有才华，知识越渊博，判断越公正。
他在法国住过很长的时间，和重农主义者有过接触；他钻研过当时英国和法国的哲学，而他的通晓世事实际上是由于他的远游异乡以及和苏格兰商人的亲密往还。除这些有利的条件之外，还有他那非凡的观察力、判断力和推理力。结果是，凡他和他的前辈有意见分歧的地方，他比他们差不多是更正确一些。而现在所知道的经济学上的真理，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他所涉猎过的。因为他是头一个就其各个主要社会方面论述财富的人，单凭这个理由，他也许有权被视作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
但是他所开辟的领域太大，不能由一个人全部勘测完毕。有时他所看到的许多真理，而在另一个时候却从他的视野消失。因此，引证他以确证许多错误是可能的；虽然在检查以后，他总是向着真理迈进的。
他用如此丰富的常识和渊博的实际商业知识发展了重农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以致使得这一理论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巨大力量；他因政府干涉贸易一般有害无益这一论证而扬名本国和外国。在举出利己心会使商人个人为害社会的种种情况的例证的同时，他认为即使政府行事的用意至善，它对公众的服务差不多总比商人的企业心差些，而不论该商人如何自私自利。他对这一理论的辩护给予世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大多数德国学者在谈到斯密主义的时候主要指的是这一点。
但毕竟这不是他的主要功绩。他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把当时英法学者和他的前辈关于价值的研究加以综合和发展。说他在思想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是由于他首先对价值测量人类动机的方式作了慎重而科学的研究，其中一方面测量买主获得财富的欲望，另方面测量生产者所出的劳作和牺牲（或“实际生产成本”）。
他所进行的工作的要旨很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晓得，自然许多他的后继者也没有看出来。尽管如此，《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后的上乘经济学著作和以前的著作有所区刑，这种区别在于对用货币一方面衡量获得一物的欲望和他方面衡量生产该物直接或间接所引起的种种劳作和自制看得更加清楚。其他学者向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虽然很重要，但是他对它的发展是如此之大，以致他实际上倡导了这种新见解。在这方面，不论他或他的前辈和后继者都没有发明一种学术上的新概念；他们只不过把日常生活中所惯用的概念加以明确化。事实上不惯于分析的一般人很容易把货币看作动机和幸福的比实际上更加精确的尺度；此中原因，部分地是由于他没有想到尺度由以形成的方式。经济学上的用语似乎比日常生活中的用语专门些，现实性小些。但事实上它更加真实，因为它更加慎重，更周密地考虑到各种分歧和困难。
第四节 对事实材料的研究并没有为他的后辈所忽视，虽然他们中间有些人对演绎法持有偏见。
在亚当·斯密的同辈和直接后继者中，没有人具有像他那样广阔而不偏的才智。但是他们都作出极有价值的贡献，各人都从事某类问题的研究，其中有些问题的研究出自个人的天禀，而有些问题却源于当时的特殊事件。在十八世纪的晚期，主要的经济著作是历史和叙事的，论述劳动阶级特别是农业区劳动阶级的状况。杨格继续写他那有名的旅行纪要，伊登著述贫民史，此书充作所有后来工业史家的基础和范例；而马尔萨斯通过对历史的钻研指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度中实际上决定人口增长的各种因素。
但总的看来，在亚当·斯密的直接后继者中最有影响的人物要算边沁了。他在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很少，但他对十九世纪初期新兴的英国经济学派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是一个顽强的逻辑学家，反对贸易方面的各种毫无理由的限制和规定；他严正地要求这些限制和规定提出足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理由来，而这种要求深受当时的支持。英国由于迅速地使自己适应各种新的经济运动而称雄世界，而中欧各国由于墨守陈规而不能利用它们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英国的商人多认为商业上的清规戒律是有害的，至少它在英国有所减少，正在减少，并且不久就要消失。边沁的门徒们立即得出结论说，他们无须对习俗多所操心；对他们来说，根据各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私利这一假设来讨论人的行为的趋势就够了。
因此，对十九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经常提出的指责，即他们没去仔细研究集体行为较诸个人行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是否不应给予较大的注意，此外，他们过分夸大了竞争的力量及其作用的迅速，这些指责是相当公正的。至于他们的研究因有某种僵硬的概括甚至语气刻薄而遭到损害的这种非难，也是不无小小理由的。这些缺点部分原因是由于边沁的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但部分原因也由于这一事实，即经济学的研究又多操于那些人之手，他们的力量寄寓于干劲而不是哲学思想。
第五节 续前。
政治家和商人们又热中干货币和对外贸易问题的研究了，他们所用的精力甚至比这些问题最初发生在中世纪末的那个巨大经济变革的早期还要大些。他们同现实生活的接触，他们的丰富经验，以及他们的渊博知识，乍看起来似乎很可能使他们对人性作一广泛的研究，并把他们的推理建立在广阔的基础之上。但是实际生活的熏陶往往使他们从个人经验中草率地作出概括性结论。
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中，他们的研究是极有价值的。因为货币理论正是经济科学中的那一部分，其中对人类动机（除致富动机外）略而不论，亦殆无所害；李嘉图所领导的那个有名的演绎法学派在这里却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经济学家们从事于对外贸易理论的研究，并清除了亚当·斯密在这方面所留下的许多缺点。经济学中除了货币理论没有其他部分更属于纯演绎推理的范围。的确，对自由贸易政策的充分讨论必须考虑到许多严格说来不是经济学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对农业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来说十分重要，但对英国却关系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