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那种类似的事物可能是使人误解的。科学家们没有看到某些东西象其他一些东西；相反，他们仅仅看到它。我们已经考虑了某些由于说普里斯特利把氧看成非燃素气体而造成的某些问题。还有，科学家们并不保持这种方式的主体在各种观察方法上来回变换的自由。然而，方式的变换，特别因为它在今天是如此熟悉，因而对全面的规范变换中发生什么，是一个有用的基本的样板。
①赫柏特·勃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现代科学的起源；1300～18O0年》（伦敦，1949年），第1～7页。
②汉生；前引书。第1章。
前面的预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危机是新理论涌现的一种适当的前奏，特别因为我们已经在讨论发明的出现中考察了同一过程的小型版本。正因为新理论的出现破除了科学实践的一种传统，并引进了一种在不同规则下和在不同论述领域中实施的新传统，很可能只有当第一种传统已经感到严重地走入迷途时才会发生。但是，那种议论仅仅是研究危机状态的前奏，而且，不幸它所导致的问题要求心理学家的能力甚至比要求历史学家的能力更多。非常研究象什么？反常现象是怎样成为定律似的东西的？当科学家们还只意识到某些东西已经不行了，在某个水平上根本错了，而他们的训练还没有使他们准备去讨论这个水平时，科学家们怎样继续前进呢了那些问题需要深远得多的研究，它应当不完全是历史的。随之发生的必然会是比以前所进行的更加有试探性和更加不完备。
一个新规范出现，至少在酝酿时，常常在危机前已经发展到某种程度，或者已经被明确地认识到了。拉瓦锡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恰当的例子。他的莫明其妙的笔记在第一次彻底研究燃素说中的重量关系以后和在普里斯特利的著作已经全面地揭示了气体化学中这次危机以前不到一年已经存放在法国科学院里了。或者再举一个例子，托马斯·扬（Thomas Young）关于光的波动理论的第一个报告，在光学危机发展的很早时期就已经问世了，这个问题，没有扬的帮助，人们几乎不会重视，只是在他写成以后的十年期间，它已经成长为国际性的科学上的流言。在这类情况下，人们只能说，规范的次要的瓦解和常规科学规则的最初的模糊，都足以促使某人用新方法去观察这领域。插在最初感到困难和认识到一个有用的候补者之间的必然是基本上无意识的。
然而，在其他情况下，例如，哥白尼、爱因斯坦和现代核理论那些情况下，在最初意识到崩溃和新规范出现之间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当那种情况发生时，历史学家至少可以抓住几个象非常科学那样的暗示。科学家们在理论上面临一种公认的根本反常现象时，最初的努力常常是把它更加明确地孤立出来，并给予它结构。虽然意识到它们不可能完全正确，他会更加努力地推进常规科学的规则，去观察在困难领域里，恰好在哪里和在什么范围内它们能做工作，同时他会寻求扩大崩溃的方法，使它比以往更显著，或许也更有启发，当它在实验中发挥作用时，其结果被认为是预先知道的。而在以后的努力中，比科学发展的有规范以后的其他任何部分，他会更象我们的科学家的最流行的形象，常常象一个随便探索的人，试做各种实验就是要看会发生什么，期待一种效应，它的性质则是他所不能完全猜到的。同时，由于没有实验能被没想为没有某种理论的，科学家们在危机中经常会试图导致各种思辩的理论，如果成功，就可以揭示通向新规范的道路，如果不成功，就能比较安逸。
开普勒关于他同火星的运动所作的长期斗争的报告，和普里斯特利关于他对新气体激增的反应的描述，是意识到反常现象所产生的比较混乱的那种研究的经典例证。①但是，来自场论和基本粒于现代研究的一切也许是最好的说明。在危机不存在时，使它必须考察常规科学的规则能伸展得多远，探测中微子所需要的巨大努力会不会被认为已经证明是正确的？或者，如果这规则在某些未发现的点上还没有明显地崩溃，会不会提出或者检验宇称不守恒这个激进的假说？在过去的十年期间，象物理学中的其他许多研究一样，这些实验部分地试图把一组仍然在扩散的反常现象局部化和规定它的来源。
①开普勒关于火星的工作报告，见J．L．E．德莱伊（Dreyer）：《从泰勒斯到开普勒的天文学史》（第2版；纽约，1953年），第38O～393页。偶尔的不准确并不妨碍德莱伊的摘要为这里提供所需要的资料。关于普里斯特利；见他自己的著作；特别是《对各种空气的实验和观察》（伦敦；1774～1775年）。
这种非常研究，虽然并不一般地，而常常是伴随着另一种研究。我想，特别是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们必须转向哲学分析，作为解开他们的领域中的谜的工具。科学家们并不一般地需要或希望成为哲学家。确实，常规科学通常同创造性的哲学保持一定距离，也许是有充分理由的。在正常的研究工作能用规范作为一个模型、规则和假设去处理的范围内，并不需要弄得很明确。在第V节中我们注意到，哲学分析所追索的一整套规则甚至用不着存在。但是，这不是说，寻求假设（甚至为不存在的一种传统）不可能是使思想上紧紧掌握的一种传统变弱并为一种新的传统打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牛顿物理学在十七世纪出现以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二十世纪出现，并不是意外事件，两者都以现代研究传统的哲学分析为先导和伴随。①这种所谓思想实验在这两个时期里应当在研究的进展中起批判性的作用。正如我在别处已经指出的，分析性的思想实验在伽利略、爱因斯坦、玻耳（BOhr）和其他人的著作中显得如此重要，完全是想要用把危机的根源同实验室中不能达到的明晰性分离开来的方法对现存的知识暴露出陈旧的规范。②
①关于伴随着十七世纪大学的哲学上的转折点，见雷奈·杜加思：《十七世纪的力学》（纳沙特尔，1954年）；特别是第XI章。关于十九世纪类似的插曲，见同一作者的早期著作《力学史》（纳沙特尔，1950年），第419～443页。
②T．S库恩：《思想实验的作用》，见《亚历山大·咖依列杂文集》，R．塔顿（Taton）和I·B·柯亨编，1963年由海尔曼（巴黎）出版。|Qī+shū+ωǎng|
随着这些非常程序单一地或集合地展开，另外一件事情也可能发生。由于把科学上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狭窄的困难地区上，和准备使科学上有才智的人去认识实验上的反常现象是什么，危机常常会产生出新的发明。我们已经注意到，对危机的意识怎样把拉瓦锡关于氧的工作同普里斯特利的工作区别开来；而且氧并不是意识到反常现象的化学家们在普里斯特利的著作中所能发现的仅有的一种新气体。或者再举一个例子，新的光学发现正好是在光的波动理论出现以前和出现期间迅速地积累起来的。某些象由反射造成的偏振问题，则是偶然事件的结果，那种偶然事件是把工作集中在一个困难地区上很可能引起的。（马勒斯[Malus]做出了这个发明，他正好开始在为科学院关于双折射的得奖论文工作，一个众所周知处在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状态中的问题。）其他象在圆盘阴影中心上的光点等问题，则是来自新假说的预言，一旦成功就帮助把它转化成为以后工作的规范。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象乱涂的和厚底片的颜色，则是以前常常看到和偶然注意到的，但是，象普里斯特利的氧一样，已经成为和著名效应相同的东西，以各种方法阻碍它们被看出他们是什么。①大约从1895年起，可以提出这多重发明的一个类似的报告，那就是出现量子力学的经常的伴随物。
非常研究还必须有其他表示和效应，但是在这种地区，我们很少发现那种需要问的问题。然而，也许在这一点上再也不需要了。前面的评述应当足以表明，危机如何同时打破了旧框框，并为规范的根本转移提供了必须的日渐增长资料。有时新规范的形式在非常研究给予反常现象的结构中是有预兆的。爱因斯坦写道，在他有经典力学的任何代替品以前，他已能看出黑体辐射、光电效应和比热等已知的反常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②更经常的是预先没有自觉地看出这样的结构。相反，新的规范，或者以后环节容许的充分暗示，有时是在午夜，在深深地处于危机中的一个人的思想里突然出现的。那最后阶段的性质是什么？一个人是怎样发明（或者发现他已经发明了）一种新方法的？它给予那时聚集起来的全部资料以秩序，这一切在这里仍然是不可思议的，也许永远是这样。让我们在这里只注意有关它的一件事。达到一个新规范的这些基本发明的人们几乎总是很年轻的，或者对于他们改变规范的领域来说是很新的。③而且，也许那问题不需要加以明确，因为，很明显，这些人很少把以前的实践提交给常规科学的传统规则，而是特别想要看出那些规则已不再适用了，并设想另一套可以代替它们的规则。
向新的规范过渡是科学革命，这是我们长期准备直接探讨的一个问题。然而，首先要江意一个最后的和显然难以捉摸的方面，在这方面，最后三章的材料已经准备了这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