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灰色的上海牌轿车来接陕北，爹起身送这个把好消息带给他的侄儿。爹的尊严感让他从来不跟比自己辈分小的人握手，那天爹很热情地握着陕北的手说：“谢谢你、陕北、谢谢你。”陕北走到汽车前对我爹说：“伯伯，您留步。”爹激动了一晚，在客厅和卧室里走来走去，与一家人共享欢乐。要知道“反动军阀”这顶帽子，压得青山街三号的每一个人这几年都抬不起头，让一家人见人矮三分，要不是“烈士军属”牌在青山街三号的大门上熠熠生辉，无形中保护着我们一家，这个家早被一些很想革命又逮不到革命机会的人踩在脚下了。九点钟时，爹禁不住喜悦地步入后院，敲开僧人弟弟的门，僧人着一身自己缝纫的白粗布袈裟，正打完坐，准备睡觉。爹对僧人说：“我的问题解决了。”
爹的“历史反革命”和“反动军阀”的帽子一摘，妈啊、大哥大嫂啊、秀梅啊、李佳啊、我啊，心里的疙瘩就消失了，仿佛太阳一出来，地上的潮气就收走了样。就连我儿子国庆和五一也笑得很开心，小时候，由于他们的爷爷是“反动军阀”，就经常被人欺负，现在两人可以跟他们的玩伴说，他们的爷爷是“起义将领”、是“党外的同志”了。那个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这种政治上的差别不但能感觉到，甚至都可以用手触摸。爹脸上清爽多了，说话的声音变大了，走路脚步也迈得开了。
有天傍晚，一家人坐在葡萄藤下歇凉，爹目光远大地看着我和大哥说：“你们我都不担心，我就担心白玉。”我和大哥都望着爹。爹这几年戴着顶“反动军阀”的帽子，时常被人揪到台上批斗，深知自己这身份影响了一家人，就觉得自己没资格管家里的事，现在他“解放”了，又开始想问题了。爹说：“白玉是干部，干部离婚不是好事。”大哥望一眼大嫂，大嫂看着我们，大哥说：“白玉从小就无法无天。”爹同意地点下头说：“白玉最大的缺点是没怕惧，没怕惧反而不是好事。”大哥由于行动不便而缺乏运动，脸上的肉多了，皮也松了。他经常一个人坐在窗前画画或绣花，眼睛也绣坏了，不戴眼镜就绣不成花了。这么些年，大哥都是顽强地活着，无师自通地钻进湘绣的世界里，把湘绣和画画都弄出了名气，但他对儿子却毫无办法，老实说白玉的发展道路和方向都不是他所希望的。大哥说：“白玉不是个有约束力的人，不适合搞政治。”突然，从秀梅的房间里传来尖利的口令声：“立正、向左转，向右看——齐！”这是秀梅在她房里学喊口令。爹的问题一解决，被缴了“械”、晾在学校里好几年、每天拿着扫把打扫楼道卫生和倾倒垃圾的小学校长何秀梅，被学校领导临时启用为体育老师。体育老师重病住院，他的课要人上，校长听何秀梅说她父亲头上的帽子摘了，恢复了省政协副主席的官职，就让她代上体育课。何秀梅是个极认真的人，接受了新的教学任务，就想努力做得最好，回到家便一本正经地学喊口令。她特意买回来一面长镜子，靠墙立着，看自己喊口令和打手势的动作像不像个体育老师。她喉咙很大很亮地喊道：“向后转、齐——步走！一、一、一二一……”我们都把目光投到她的卧室方向，天很热，她的房门敞着，何娟站在门口笑，“一二一”的口令声便直接灌入我们的耳朵。长沙的夏天，白天拉长了，直到八点钟，天才深沉下来，一弯钩月升上天空。
不几天，一个早晨，一缕带点油烟子气味的阳光涂抹在葡萄藤和院墙上。吃过早餐，一辆灰色的伏尔加驶到青山街三号，爹正推着单车要出门，被伏尔加轿车堵在门里。司机是省政协的，他下车，笑着对我爹说：“何副主席，我来接您上班。”爹在社会的底层像条老泥鳅样生活了好几年，已不习惯被人尊敬和笑脸服务了，吓得慌忙摆手说：“谢谢，我自己骑车去。”司机是个矮个头小伙子，小伙子说：“办公室的刘主任说我这车以后就专接您上下班。”爹十分惭愧，推着单车边走边说：“谢谢谢谢，我自己骑车去。”爹跨上单车，抛下司机，一拐，骑得很猛地朝前飙去。司机没法，开着车回了单位。爹刚走进办公室，办公室的刘主任就找他了。刘主任对我爹笑道：“何副主席，您今天怎么不肯坐车？那辆车是刚买的新车，专门配给您的。”爹慌得脸都红了，忙摇手说：“不、不，我不要车接送。”刘主任说：“这是上面规定的，两个副主席配一台小车，您何副主席不坐，不好吧？”爹说：“我对革命又没功，怎么有脸坐公家的车？”办公室的另一同志走进来大声说：“您是湖南和平起义的将领之一，怎么能说对革命没功？起义，就是对革命有功。您得坐车。”
爹也不想成为众矢之的，爹把单车放在伏尔加轿车的尾箱里，坐着伏尔加轿车回了青山街。司机替爹把单车拎下来，爹走进院子，老脸上还浮着些不好意思的红潮。爹说：“不习惯啊，昨天还是反动军阀、历史反革命，还被组织起来学习和批斗，今天就来车接了，好像我是个革命的功臣样。”大哥正对着天光一针一线地绣老虎的眼睛，他拿着针线的手举在空中，为爹高兴道：“爹，有车接您就坐么，怕什么丑！”着一身红运动衫、把自己看成运动员的何秀梅，挺起一对饱满的乳房，一脸理直气壮地说：“爹，您一声令下，两万多官兵都跟着您起义了，没跟共产党打仗，没死一个人，这就是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