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桃先一天一个人乘火车从郴州赶来了。何家桃显老了，苦难的岁月把她俊俏的脸蛋侵害得像一片捣毁的丛林，看上去像五十大几的人了，实际年龄是四十五岁。昨天上午，她拎着只灰色的布袋子走进来时，老奶奶和爹竟没认出这个头发花白、脸皮粗糙、面相古怪的女人。张桂花婶婶见到她都掩面啜泣起来，一脸的难过就同一地的烂葡萄样。张婶婶说：“家桃——呜呜呜呜……”这让生性好强、一个人挑着家庭重担的何家桃觉得自己这一生很对不起亲人，就站在客厅里手足无措。何家桃是穿着她最好的衣服——一身深蓝色毛料衣服和一双皮鞋来的，只是皮鞋旧了，尽管皮鞋上没沾灰，擦拭得很干净，但鞋面磨损的形状已告诉大家它已经有些年限了。另外，她拎的布袋子也旧了，式样也很土。衬衣的领子皱巴巴的，颜色也陈旧。细节很能说明一切。张婶婶的眼睛还好使，什么都看见了，心一酸，当然就哭了。何家桃开始还坚强，可是那些坚强只是表面功夫，经不住张婶婶的热泪冲击，也哭了。爹将恻隐之心按住，劝家桃说：“不要哭，家桃，你去洗把脸。”
何家桃于那年冬天随夫离开长沙，十多年了，这是她第一次回到她出生和长大的故土。童年和少女时代的美好记忆，都被她扔在这里了。何家桃一回来，她那略有些浑浊和坚强的目光就充满柔情，寻找和抚摸着每一件她曾熟悉的东西。“这棵葡萄藤可是我少女时候最美好的记忆，”她摸着葡萄藤说。她又摸着那棵桃树，桃树变老了，老得树心都空了，这个季节，树上的叶子已掉得差不多了。她打量着桃树问：“大哥，这桃树还结桃子吗？”大哥看见家桃也有很多感慨，目光一直默默地追寻着她，“结桃子。”她又看着窗前的那株腊梅，那株腊梅长得很粗了，繁茂的树枝十分遒劲，枝叶都把窗户完全遮挡了，她感到很亲切地走拢去，把她的脸贴到腊梅树干上，那一会儿，她那种情不自禁的模样像个女孩子。“那时候的冬天，”她一脸回忆，脸色就空泛，犹如大沙漠，“我一看见这株腊梅开着一朵朵花就高兴，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大哥浅浅一笑，“妹妹，它现在还开花。”何家桃因为在回忆中就一脸甜蜜，“这里的一切跟以前没什么变化。”大家望着这个看起来十分陌生的女人，都为她难过。何家桃也看出一家人都用沉默待她并不是嫌弃她到访，而是同情她的境遇。她脸红了，不知道如何办，慌乱地看着大家说：“一晃十多年，像是做了个梦。”
正在何家桃尴尬得烦躁时，郭承嗣来了，着一身蓝运动服，脚上一双白球鞋，看上去不像个厨师而像从体校出来的学生，脸上自然是年轻人那种灿烂的笑。母子俩见面，家桃很欣喜地打量着儿子说：“我儿长高了。”郭承嗣确实又长了两公分，在农业机械厂的食堂里学厨师，也长胖了，不再是一张尖瘦的猴脸，也不再是那个懵懂的贼眉鼠眼的小伙子了，肤色也没从前那么黑而猥琐，目光也没有先前的怯懦和自卑，穿着运动服人就一身结实相。何家桃钟爱地摸着儿子的头，儿子把母亲的手拂开说：“妈，别搞乱我的头发。”他学长沙青年，理了个飞机头，把脑门上的头发烫卷伸在前方，像飞机头。这个在被人歧视的环境里长大的郭承嗣，也可能是他在我们家因偷钱而愧疚，还可能是他想靠自己的力量适应社会，这一年多里他很少来，为了让大厨师赏识他，自己买了好几本湘菜菜谱，一脸热情地钻研起湘菜来了。他一到就自信地对玉珍和李佳毛遂自荐道：“大舅妈、二舅妈，今天我来炒菜。”
家里唯一让人陌生的人就是何白玉带来的小向，但小向是个经常在舞台上出出进进的演员，见的人多了，就不扭捏。小向穿着红羊毛衫，羊毛衫裹着她婀娜的身姿，下面一条白色印红花的大摆裙，这在那个年代已是相当时髦的打扮了。小向虽然是在长沙土生土长的，却能说一口很好听的普通话，只是还带一点长沙尾音。小向向我们解释她说普通话的原因是她经常要上台唱戏，如果不讲普通话，唱戏就咬不准字。小向把何娟往怀里拉，但何娟很坚决地挣脱开她的搂抱，她不理这个后妈。玉珍瞧着孙女笑，何娟嘟着嘴，站在一旁，谁也不理地掰着小手指。家里坐满了人。老奶奶最为高兴，郭承嗣的菜也确实炒得好吃，大家都对他的烹饪手艺赞不绝口。郭承嗣脸上有他父亲的谦虚，说：“一般、一般。”我妈的鬓角有白发了，与黑发掺杂在一起，脸色也黄了，正向谁也不愿意去的老年妇人的门坎迈进。妈看着衣着时髦的小向，忽然把小向拉进房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精美的盒子，打开，呈现着一块漂亮的上海牌女式手表。妈说：“这块表是我特意去东塘百货大楼买了送你的。”小向不好意思道：“奶奶，我怎么可以收您的东西？”白玉走进来对小向说：“快谢谢奶奶。”小向就红着脸一笑，说：“谢谢奶奶。”
吃完奶奶的九十岁生日宴，一家人就坐在客厅或葡萄藤下说话。何陕北话不多，脸上已没了前几年那种强盛的不可一世的傲气，老干部们纷纷重新登台亮相，一恢复工作就换了个人似的，不再低眉顺眼了。他问妹妹：“李文华怎么没来？”何军花浅浅一笑，“李文华可能要升了，在北京学习。”何家桃耳朵还好，听见了，就看着何军花，浑浊的目光里夹杂着些迷茫。何军花虽是一儿一女的母亲了，也许是部队的日子好过，或是丈夫在军队里职位高，穿着草绿色军装，人就精神，且透出了女人的娇柔和甜美。陕北说：“文华早就是军长，再升那不是兵团司令了？”何军花笑道：“那不晓得。”陕北为他们高兴，说：“真要这样，我们家总算出了个军中高级干部。”老奶奶说：“那好啊。”
老奶奶今天过九十岁生日，穿着我妈找裁缝店为她做的蓝色妇母装，一张脸在蓝衣服的映衬下，红润润的，看上去不像九十岁，而像个七十岁的妇人。在老奶奶的另一旁坐着爹，爹的一旁坐着陕北和军花的母亲——二婶于当年中风，嘴就一直歪着，脸也有些病态的浮肿。在我们眼里，二婶甚至都不比老奶奶显年轻。二婶的一旁坐着玉珍大嫂，大嫂的一旁是大金的老婆。这个贵州女人于这一年长胖了，有双下巴了。再一旁是大金，大金也胖了一圈，去年他来时还很瘦，也很黑，那是“五七”干校的太阳晒的。他早几年被视为有历史问题的当权派，被赶到“五七”干校劳动，却因祸得福，他告诉我们，上半年落实政策把他“落实”回原单位了。他在“五七”干校劳动时，与一个老红军干部成了莫逆之交，那老红军是省里的大干部，要提他副厅长，他回去就有可能走马上任。大家都为大金高兴，都说大金一不小心认识了能助他一把的贵人，的确是因祸得福。一家人在院子里聊天。国庆拿着速写本，画着大人们聊天的姿态，大家对国庆画画都习以为常，只有何家桃脸上很诧异，走过来看国庆画画。何五一从小就体现出性格比较独立和孤僻的一面，相貌上，在老奶奶眼里简直就是他叔爷爷何金石的翻版，只是他叔爷爷不拉小提琴，但是那种执着的学习态度，那种藐视一切的眼神和那种对别人的友好置若罔闻的面部表情，在老奶奶眼里，活脱脱就是她当年梦见老虎时生的钉在门上的那个人，就连爹也说：“五一是像他三叔爷爷。”五一对大人们聊的话题十分冷淡，吃过饭他便进房拉小提琴练习曲，首席小提琴师是个苛刻的人，对他要求很严，布置的练习曲又难拉，他可不想被老师责骂。
陕北要他的儿子何昌盛向国庆或五一学习，学门特长。昌盛读小学二年级，单眼皮、塌鼻梁、长下巴，穿着红运动衫和白运动鞋，像个小运动员。他站在国庆的身旁看国庆画画，边回答父亲说：“我要打乒乓球。”爹看着陕北和白玉，问陕北与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相处得怎么样。陕北的脸色就沉郁下来，“有些老干部很傲慢，”陕北说，“我一片好心地跟他们打招呼，他们装没看见。”陕北说完这话，脸上飘过一抹讥笑。白玉插嘴说：“我也有这种感受。”白玉说他们农业厅的原厅长，出来主持厅里的工作后，他每次发言，那个厅长都黑着脸看他，仿佛不认识他，让他别扭。白玉恨恨地说：“早两年我揪斗他时，他头都低到腰上了，给他一把扫把他就去扫厕所，一恢复工作，人就变了，把我何白玉视为眼中钉。”爹脸上有了担忧，“你该主动找他谈谈。”白玉脸一歪，火气冲上来，说：“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土八路’，不是革命，他现在还是个农民土包子。”大金插话说：“白玉、陕北，你们是要注意与老干部处理好关系，他们挨了整，受了些委屈……”陕北不悦地打断道：“有什么好注意的？都是端社会主义的饭碗，各行其事。”大金见何陕北一脸蔑视，把还想说的话咽进了喉咙。他的僧人父亲坐在一隅，很安静地看着大家说人和事，面色柔和、淡雅，仿佛不是个人，而是搁在一隅的仿真雕塑。何娟偎在她奶奶怀里，时不时横一眼小向，小向正跟我妈和玉珍说话，又睨一眼她爸，白玉没理他这个调皮的女儿，继续说着工作上的事。军花却跟李佳说她的儿子和女儿，也说李文华军长，张桂花坐在一旁竖起耳朵听。只是一贯爱说话和发表不同意见的秀梅，那天却出奇的沉静。
一小时后，接省革委会何副主任的轿车驶来，何陕北扶着母亲先上车，接着他老婆、儿子和军花也上了车。不久，何白玉的北京吉普车也来了，这车比接陕北的轿车旧些。白玉和小向也上车走了。家里就剩了何大金夫妇和何家桃母子。僧人起身，一会儿，扫帚声从后院轻轻传来，丽丽和珊珊双双走去看她们的僧人爷爷扫地。爹问了大金很多事，大金一一回答我爹。在大金眼里，我爹倒更像他父亲，僧人父亲在他眼里永远只是个陌生人。他试着想跟僧人父亲亲近，但总感觉自己与僧人父亲之间仿佛隔着一条河加一座爬不过去的山，彼此模糊，亲情的信息似乎也无法相互传递。爹跟大金说话时，把爱怜的目光投到家桃身上，家桃正跟玉珍说她明天打算去何家山村看母亲，爹听见，说：“家桃，你难得来，要陪你妈多住几天。”家桃说：“我是想陪我妈住几天。”爹叹口气，也不知是为谁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