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一天傍晚，一辆黑色轿车在门前停下，何陕北下车，缓步走进来。他仍着灰色中山装——这一年，很多干部为显示自己紧跟社会形势，开始穿西装、打领带了。他还是那么胖，因胖，脸很圆，眼睑上也多了层肉，就感觉眼皮很厚。他告诉我们他父亲平反昭雪了，省委准备下星期为他父亲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陕北说：“我父亲的灵魂能得到安息了。”但感觉上，陕北好像不那么欣慰，他脸上胡子没刮，目光也有些散漫、疲惫。那个精气神蓄于一身、说话颐指气使的陕北，好像只能到记忆里去找了。爹陪他坐着，他有些心不在焉，对大哥的画赞赏几句，大哥正应刘家男人的请求，给人家画牡丹花。陕北走后，爹看着陕北的背影说：“陕北人不痛快。”大哥说：“他是造反派干部，没把他拉下来，那是他父亲积的阴德。”爹见僧人在打扫后院，就知道僧人已念完经，便去告诉僧人。
这一年，在日本已是淘汰的产品，单喇叭或双喇叭收录机涌到了长沙街上，一些年轻人就穿着喇叭裤，拎着这种收录机在街上游神一般晃荡，声音拎得很大，可不是放文革歌曲，而是放优美的舞曲或邓丽君那甜言蜜语似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和《美酒加咖啡》等等。大家听惯了文革中杀气腾腾的歌，诸如《东风吹、战鼓擂》或《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一类，邓丽君的歌声听起来就十分轻柔、缠绵和令人动情。公共汽车上的人听着邓丽君唱：“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添点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就颇有同感地彼此相望，有年轻点的人便跟着收录机哼唱。这年的长沙，已没人再唱样板戏和文革歌曲了，磁带突然不知从哪个渠道涌来，充斥在街头巷尾的摊子上，要长沙市民“喝完了这杯，再添点小菜”，当然让人感觉新鲜、亲切和兴奋。街还是六七十年代的街，房子也大多是六七十年代建的房子，但六七十年代里那种令人紧张的政治空气、那种彼此防范的格局，到了邓丽君的歌声走进长沙街头时，就真的没有了。女人们不再穿单调、朴素得没有女性气息的衣服，什么颜色的衣服都上身了。男人们早脱下已穿厌的假军装或蓝工作服，穿西装，很张扬的喇叭裤也出现在年轻人的腿上。一些不怕出丑的青年男女，兴致来了，将收录机往街头一放，当众快乐地搂在一起跳交谊舞，就有花花绿绿的生命的感觉，仿佛春天在大地上热情地涌动。
星期天，郭承嗣出现在我们眼前时，穿着灰色喇叭裤和一件白夹克，头发烫成卷发，时髦得像长沙街头的小青年。他带了个女朋友来给他外公和舅舅、舅妈们过目，说：“小范，糖果饼干厂的。”小范长一张苹果形状的脸，小小的眼、嘴唇也小而薄，皮肤很白，长得很甜，身上似乎有饼干香味儿。家桃那天也在这里，她一见小范就喜欢，表扬说：“你们俩有夫妻相。”小范脸红了，瞟着未来的婆婆。郭承嗣欣喜的样子掏出飞马烟，点上，叼着。秀梅回来，看见郭承嗣穿着裤口很大的喇叭裤，皱起眉头说：“你不要穿喇叭裤。”郭承嗣说：“姨，我们厂里的年轻人都穿喇叭裤呢。”何秀梅的思想还没改过来，她还是觉得中山装和工作服好看，说：“你这身打扮不像工人，像社会上的人。”郭承嗣感到姨的思想落后了，他懒得跟姨争辩地一笑，把目光放到小范脸上，小范却看着门外。门外是金灿灿的太阳。有邓丽君的歌曲从曾家的店子里很柔情地飘来：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老奶奶这些日子嗜睡，吃过早饭总要睡两个小时，老奶奶听张桂花说郭承嗣带着对象来了，就起床。老奶奶抓着小范的手，仔细打量着小范说：“多年轻啊。”老奶奶老得背都弯了，穿着黑毛衣，那模样像是给小范行大礼，小范就很不好意思。
不几天，国庆也穿着喇叭裤回来了。他拿着我给的钱自己上街买的，一个背头、一个画夹子，脸上还戴副墨镜。这让秀梅想起老电影里上海滩的二流子，就又皱起眉头说：“好样子就不学。”国庆懒得理他姑妈，直接进了房间。有天，何秀梅从街上回来，见何五一腿上一条浅蓝色喇叭裤，穿一件黑毛衣，修长的身材伫立在夕阳下拉着小提琴练习曲，偏着头，弓在他手腕下迅速地跳跃，那么年轻，姿势那么优美，她心里不由得赞叹一声“他真帅”。那一刻，秀梅承认她老得落伍了，思想没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