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和星期天就没有优美的琴声了，也没有女孩子像蝴蝶一样飞来叮五一这朵盛开的雄牡丹了，大家一时都不适应。这天下午李文军着一身黑西装、打一根紫色领带、脸刮得干干净净地领着两个老人，笑容满面地出现在院子门前，随他来的两个老人都有七、八十岁，一个姓贺，一个姓姜。姓贺的是当年湖南新编第一军副军长贺新武；姓姜的是李文军的师参谋长姜小工。李文军一进门便对我爹说：“何老，看你还认识这两位吗？”爹就盯着他俩，爹勉强认出了贺新武副军长，没认出姜小工。李文军说：“姜小工师参谋长。”前参谋长姜小工紧握着我爹的手，脸上就很多感触，千言万语汇成一句听起来很普通的话，说：“老军长，没想到我们还有见面的一天。”
姜小工师参谋长一九五七年也打成了“右派”，被遣送回原籍湘阴。也是早两年才得以平反，平反也就是退休。贺副军长八十出头了，曾在南宁一家工厂任副职，六十年代初他退休了，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还是把这个老人卷进了浪潮。在造反派夺权的斗争中，他被厂里的造反派打得休克，醒来后又被另一造反派组织打得休克，再醒来，又被第三个造反派组织打得休克。他之所以没被打死，实在是他身体太硬朗了，这得益于他一直坚持练武。他熬过来了，一九七三年，当全国各地开批斗会一类的活动相应减少后，他这个国民党起义将领打了个恳请回湖南老家的报告，就逃回了湖南。这几年，贺老头喜欢骑着单车，拿根钓杆到乡下的野塘边钓鱼，戴顶烂草帽，带点零食，一坐就是一天。早一向，李文军也拿根钓杆上塘边钓野鱼，俩人相望一眼，觉得哪里见过又相望一眼，贺老头谨慎的样子走拢来问李文军：“你是不是姓李？”李文军说：“你是贺新武副军长吧？”贺老头说：“我是。”贺新武拿着烂草帽摇，告诉李文军：“你的师参谋长姜小工就住在我现在住的那条街上。”他们见面了，为彼此失去的岁月和友谊落泪，并且都把自己喝醉了。
他们相邀来了，提着酒和囟菜，来看我爹和会我大哥。他们喝着酒，回忆当年打日本鬼子的事情。这些年里，他们天各一方，由于都是前国民党军人，在那种“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左得要命的年代，都怕相互联系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猜忌，就各过各的生活，断了联系。这两年，文革中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被改革开放的潮浪冲淡了，这些曾经被各机关、单位或街道办事处的干部视为牛鬼蛇神而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的人，就想出来走动走动，吐几口憋在心里的晦气。贺副军长回忆当年说：“想当年打日本鬼子，一天走七八十里路还背着枪枝弹药，那时候可真年轻。”爹也回忆说：“当年打日本鬼子，我们可没给中国军队丢脸。”姜参谋长说：“就是，日本鬼子第三次进攻长沙时我们营守在金盆岭，日本鬼子冲上来就被我们打下去，又冲上来又被我们打下去。日本鬼子很恼火，没想遇上我们这些倔头倔脑的湖南骡子，前进的步伐就停滞了，哈哈哈哈。”他们一边喝酒一边打开记忆的仓库大门，翻寻多年里都不曾回想的一件件事情，天在他们回忆中暗了，天老爷见他们都还活着，也笑了个。那是一个闪电，使整个昏暗的客厅忽然一亮。
过了两个星期，他们又来了，又带来两个从前我爹麾下的军官。一个是少校营长，姓李；一个是中校团长陈万山。爹看见陈万山十分激动。爹紧握着陈万山的手说：“你还活着？”陈万山咧开大嘴笑，“老军长，我没那么容易死。”陈万山打量我爹说，“我一直想来找您，但这些年，不敢来找您，您以前是省政协副主席，我怕给您添麻烦。”爹感叹说：“大家都怕啊，左的思想像一座大山，把我们隔绝了。”几个人哈哈大笑。陈万山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脚被打瘸，走路一拐一拐的。陈万山说：“我们这些原国民党军人在文革中，天天挨斗，身前挂一块‘历史反革命’的牌子，除了挨斗，就是扫地、拖垃圾和挖防空洞。现在回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跟老鼠样，天天就是握把锄头挖洞。”李营长接过话说：“我的单位是中专学校，文革中，那些造反派左得没名堂，天天揪着我游街，一边走还要我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牛鬼蛇神，我罪该万死’。”姜小工参谋长说：“我们单位批斗我时，给我剃个阴阳头，不但胸前挂‘历史反革命’的牌子，背上还挂一块‘国民党军统特务、蒋介石的忠实走狗’的牌子。台下黑压压的群众，有的人还对我身上扔东西，我魂都被吓得飞上了天。”李文军感叹道：“我们这些人真要搭帮邓小平，没有邓小平，我们今天都不敢见面，都跟老鼠样躲着不敢相互联系。”爹看着他们，他们当年在他手下打日本鬼子时，个个都是勇敢的战士，都不怕死。爹开导他们说：“我们这些事都不算什么，我们尽管都挨了整，可都活下来了。彭德怀、贺龙，都是共产党的开国功臣啊，元帅，统领千军万马的，却被整死了。我二弟，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省委常委、副省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整死了。比起他们来，我们这些国民党‘历史反革命’，还算幸运的啊。”
我爹他们这样的人在当年那种高压政治控制的社会里，活得很扭曲，也活得很顽强，他们就像角落里的蒺藜，尽管不被阳光照耀，仍然孤独、凄凉地不声不响地活着。到了八十年代，青山街三号便常有老军人来访。这些老军人年纪都大了，撑着拐杖或乘着人力车来寻他们的老军长。有天，一个老人站在青山街三号前，半天不动，既不进来也不走地张望，一脸的迟疑和探询。那是个星期天，我看见了，转身进爹的房间说：“外面站个老头，怕又是您的老部下。”那是中午，爹已躺下，又重新穿上衣服，迈出房间，望着那老人。那老人看起来有八十岁，着一身干净的蓝衣服，一张脸爬满衰老的皱纹，两只眼睛像两颗烂话梅，眼袋很明显地装满疲惫。爹想不起他是谁，“您是——？”老人说：“我是杨福全，您老是何军长？”爹真的很高兴，因为就在早几天爹曾梦见这个人。爹道：“进来、进来。”杨福全撑着拐杖迈进我家，身体颤颤的，那是老朋友相会激动得发抖。“您老现在在哪里啊？”爹问。杨福全答：“我退役后，回了常德。”爹说：“记起来了，您是常德人。”前国民党军参谋长杨福全站在葡萄架下，咧开乌色的嘴唇一笑，“您记性好啊，还记得我是常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