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全要走了，爹还想留他住，杨福全说他得回去，他带的治糖尿病和心脏病的药吃完了，这样的药不吃不行的。爹送杨福全到公共汽车站，这是五月里一个非常晴朗的日子，空气清新，阳光和煦。杨福全握着我爹的手，一张深受摧残因而五官都变萎缩了的脸上，表情相当凝重地说：“今生今世能和你见上一面，我已足矣。”爹听他这么说，眼泪迅速盈满眼眶，说：“有机会我还想上你那里看看。”杨福全老人握着我爹的手不松道：“你一定要来。”公共汽车来了又去了，又来又去了，两人站在公共汽车的站牌下足有一个半小时，依依话别却又迟迟不肯分手。妈见爹老不回来，便叫我去找，我走到两位老人面前时，杨福全老人抱歉地一笑，这才上车，并站在公共汽车上向我爹挥手，爹站在马路上也向他挥手。爹默默地注视着汽车驶去的方向，目光是空洞和忧郁的。爹清楚也许这辈子两人是最后一次见面，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这一别，未免不是永别。我陪爹转回家时，爹想起战争时代的杨福全说：“他年轻时很勇敢，多次负伤，打日本鬼子时他那个师总是抢着打最艰苦的仗，老天爷是有眼的，他没死是上天眷恋他、留他。”
就是那段时间，我这个百事不探的一般知识分子，提副院长了。我自己都没想到“官帽”会飞到我头上。学校里，原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是靠造反上来的，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但他是造反上来的，在文革中整过另一些知识分子，老师中意见很大，便下了他，让我顶。我在文革中没参与派性争斗，因身为“反动军阀”的儿子，被造反的大学生揪上台批斗过几次，没想这成了我升迁的资本。学校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分管学校的教学。院办公室安排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接送我上下班，从此我就不用骑单车或挤公共汽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