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军写的稿子我看了，还替他改了三个字，没想所费的脑细胞都是多余的。我说：“要知道能让你登出来就已经是进步了，以前，这样的启事，谁敢登。”李文军说：“血战台儿庄都拍成电影公演了，这不是证明我们国民党军队抗过日么？”李文军阴着脸，嘴唇都气乌了。这一天是八月七日，是个阴天。李文军望着阴沉沉的天空，那张脸上的皱纹一下子变深刻变愤恨了。我知道他心里不舒服，他的眼睛里有两团火，仿佛他的心在燃烧。“为什么对我们国民党军队抗日的事就那么忌讳呢？”李文军生气道，“长沙的四次会战和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难道不是我们打的？”我说：“你经历了这么多，应该能想通一切。”李文军苦皱着脸道：“死了那么多人就白死了？他们的亡灵能安息？”他的思想在往事里飘，那是战火纷飞的往事，当时他才二十岁，正是那种甘洒热血的神勇的年龄。
八月十五日上午，很多原国民党湖南新编第一军的老兵都冲着我爹来了。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身体硬朗的是自己搭公共汽车来的，身体差点的就坐的士，还有的是儿子或孙子辈骑摩托车或开车送来的。爹在等李文军，李文军还没到，有人却先来了，站在青山街三号门前张望和打听，有的老人还穿着原国军黄呢军服，只是军服很旧了，估计是从箱子里翻出来，见还没被虫蛀烂，就果断地穿上了。他们看见我爹着一身青衣，就激动，握着我爹的手，望着我爹那双苍老的皱纹打裰的眼睛，尊称我爹“老军长”。爹听不见，只是咧嘴笑，同他的老部下一一握手。他们当年握枪的手，都很有力，久久地握着。我对他们解释说：“我爹听不见，耳朵聋了。”他们就握着我爹的手大声叫嚷“我叫某某某”，爹因听不见就一脸茫然和抱歉。李文军和姜小工一进来，他们就相互报姓名和师团番号、军职，热闹一番后，三十几个老兵拥着我爹出门，走到大街上，上了一辆辆的士。
我爹他们赶到时，黄土岭上，交通学院的大门前已站了一百多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有的很精神，穿着衬衣或体恤衫，昂首挺胸；有的委靡不顿，穿得也很随便，斜着目光浑浊的眼睛，瞪着从车上下来的我爹、李文军和姜小工。他们曾经在一起打日本鬼子，在一个连里训练、吃饭、睡觉，探讨打鬼子的心得，亲得不能再亲了，但如今老得相互都认不出了。李文军穿一件长袖黑衬衫，下身一条白裤子，染成黑色的头发打了发胶，一根根的，脸刮得很干净，看上去就精神矍烁。他向走来的老人介绍我爹说：“弟兄们，何军长来了。”那些老兵一听“何军长”来了，立即振奋地拥上来，围着我爹。有个年轻点的老人向我爹敬军礼说：“报告军长，我是湖南新编第一军二师三团三营一连一排排长，马笑天。”另一老兵见状，也不示弱地向我爹敬军礼说：“报告军长，我是一师一团二营营长刘元。”那老头见我爹只是愕然和微笑，就奇怪，李文军忙解释：“何军长耳朵不好，听不见。”那老头就哦一声。又有人向我爹报告，说他是团长某某某。李文军摇手说：“算了算了，老军长耳朵听不见，你们说什么他都不知道。”跟着又走来一些老人，他们都是看了报纸或听别人说到这事，就相邀着来的。到十一点钟，已来了两百多名原湖南新编第一军的老兵。
前师参谋长姜小工的大儿子在黄土岭上开了家粉店，取名利民粉店，就在黄土岭与金盆岭交界的路旁，五十多年前，这里曾经是阻击日本侵略军进犯长沙的重要阵地。那时候日军从南边包抄杀来，想攻占长沙就必须攻克黄土岭、金盆岭和雨花亭，当年这些老兵就奉命坚守在这一带，一次又一次地把日本鬼子打得哇哇大叫和绝望撤离。他们故地重游，感触颇深。今天的黄土岭、金盆岭和雨花亭当然不是五十多年前的样子，到处是工厂和学校，那时候这里是山坡和树木，还有军营、工事和被飞机大炮炸松的土堆。他们在这里练兵，出操、跑步。那些生龙活虎的喊杀声、为加强体能锻炼的跑步声和怒吼的歌声，似乎从五十多年前涌来了，潮水一般打着他们，使他们无处逃遁而感慨万千。那时他们真年轻，与日本侵略军寸土必争地拚杀，勇猛如豹，端着枪冲下山坡跟箭一样快，刺刀直插入日军的心脏。如今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连多走几步都喘不赢气了。一老兵对我爹和李文军说：“我们这代人该入土了。”爹笑，李文军却说：“我们要好好活着。”另一老兵说：“师长，我这个原国民党营长的身份，害得我一直抬不起头，刚刚觉得日子好过一点，老伴又死了。”又一老兵说：“我倒无所谓，我这国民党历史反革命的身份，把我女儿害惨了，一九六四年她被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动员到江永当知青，如今还留在那里。”姜小工问：“还在那里？”那老兵答：“死在那里啊。”走在李文军一旁的瘦老头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身份确实把我们的子女害得抬不起头。”姜小工说：“是啊，我儿子那时候连街办工厂都进不了。”另一当过营长的老兵点点头，“别的都无所谓，我们最对不起的是我们的儿女，他们因我们吃了很多苦。”
李文军没有儿女，感受不到这种深层次的痛，见大家一谈到儿女，那种热烈的气氛顿时冷却下来，个个一脸负罪感，忙大声说：“我们都要这样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总算过去了。”一个瘦老头情绪低落地说：“永远也不会过去，我们的儿女们背着呢，他们因为我们，如今还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姜小工说：“是啊，我们是对不起我们的子女。但是老天爷让我们活到今天，是对我们的怜悯和欣赏——”他说到这里，激动了，“怜悯我们、欣赏我们，因为当年我们是最勇敢、最顽强的战士，打日本鬼子时，我们没给中国人丢脸。”李文军对姜小工竖起大拇指，“姜小工说得好，抗日战争中，我们湖南人没丢中国人的脸。”
利民粉店容不下两百多老人，大部分老人都坐在粉店外的树荫处或路边，边等粉吃边相互诉说衷肠。利民粉店事先已准备了很多粉，下粉的师傅很勤奋地一碗碗下着。前师参谋长姜小工很兴奋地走来走去，边说：“别的我招待不起，一碗粉还是有的。”大家说：“够了，谢了。”有人要付钱给姜小工，姜小工拒绝说：“你这是不给我老脸啊。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弟兄们难得一聚，这碗粉我请了。”大家就笑，粉就吃得特香。一个老头曾经是姜参谋长当营长时的传令兵，他说：“当年我们姜营长可真是条好汉，有次他跟日本兵拚刺刀，一连捅死两个日本鬼子。”另一老兵说：“我最记得我们营长，我亲眼看见我们营长一枪一个，接连击毙七八个日本鬼子。”另一老兵猜到了，问：“你说的是何胜武营长吧？”那老兵回答：“就是何胜武营长。”姜小工说：“何胜武营长死了好几年了。”那老兵问：“他死死了？”姜小工看一眼坐在远处的我爹说：“死了。”那老兵说：“前一向我还梦见过何营长。”另一老兵回忆打日本鬼子说：“我记得我第一次瞄准日本鬼子时，总是打不中，日本鬼子都冲到面前来了，我才一枪把那家伙打倒。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怕日本鬼子了。”有个老兵把碗里最后一点汤也喝了，放下碗，手指着前面的山丘，“日本鬼子第一次进攻长沙时，我就守在那里，那时候这里都是山坡和树林。”又一老兵接过粉，说：“我是一九四一年的兵，家住燕子岭，我记得我们师长叫贺新武，我当过他的警卫，他对全师的官兵训话时说：‘日本鬼子是豺狼，绝不能让狗日的豺狼踏入长沙半步。’那是一九四一年，日本鬼子第二次进攻长沙，硬是没有从我们师守的阵地上过。”李文军告诉贺新武的前警卫：“贺师长五年前死了。”那老兵脸色变灰了，“我这一辈子最尊敬的人是贺师长，前一向我还跟孙子说起他。”这老人八十多岁，一九四九年湖南新编第一军接受解放军改编时，他是中校副团长。
大家边吃粉边述旧，谈得很热烈。吃过粉，已是两点多钟，然而这些老兵仍依依不舍，相互倾述，说自己的事说家里的事说过去与日本鬼子打仗的事，以致一些路人见一大群老人坐在利民粉店前叽叽咕咕，都十分吃惊，不懂他们在干什么。三点多钟，一些老人才相互话别，有的老人邀请别的多年不见的老人上家里去吃晚饭和继续聊，有的要回家了，因为儿子骑着摩托车来接了。一些老人就走过来向我爹告别，握着我爹的手不放，我爹就坚持着站起身，望着他们。那些老兵对我爹大声说：“老军长，多保重。”爹听不见，只是点头，目送着一个个老部下离去。四点来钟，两百多老人走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特别敬重我爹的要等我爹走了才肯离开，他们这几个人的脸色都很坚定，表情也十分庄严，一看就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人。爹倦了，一张槐树皮样皱巴巴的脸上就有很多疲惫，犹如屋上爬满枯藤。爹问李文军：“我们走吧？”李文军就去拦的士，一辆夏利的士驶到爹面前，姜小工老人忙扶我爹上车，爹探出头，伸手对他的老部下说：“你们回家吧。”那几个老人忙与老军长挥手告别。汽车很快驶到青山街三号，爹下车，从门外进来，稀薄的头发就凌乱，脸色也困倦，我上去搀扶。爹在躺椅上坐下，喝口碧螺春茶，闭上眼睛就睡着了，头歪着，嘴张开，一溜涎水从他那张皱纹重叠的嘴角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