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奶奶每天一早起床，坐到院子里晒晒太阳。还只十月份，老奶奶就穿棉袄了，身体明显不如从前，手都端杯子不起了。李佳就去塑料市场给老奶奶买只很轻的塑料杯和一只塑料碗，这两年，老奶奶吃饭，嘴有些哆嗦，饭粒时常撒一地。老奶奶的记忆力也减退不少，去年何娟带着她的美国丈夫回来，老奶奶硬是想不起这个一脸浪漫的年轻女子姓甚名谁，非要我们提醒，说何娟是她重孙何白玉的女儿，她才恍然大悟的模样。爹也很糟。几年前，他只是耳朵听不见，还能管好自己的大小便，如今，他常常大小便失禁，关键是他把尿拉在裤子上，自己还不知道。爹的神经也有些混乱，半夜，爹会突然爬起来穿衣，妈问爹干什么，爹一脸郑重地回答：“我忘记要开会了。”妈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看看钟？半夜十二点，开什么会？”爹就一脸茫然地重新躺下，叹口气，很快又进入战火纷飞的梦乡。
有天，爹把他多年前为不让老奶奶伤心，藏在大柜里的他三弟何金石的遗物——几件旧军服，翻出一件穿在身上，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妈从街上买水果回来，吓了一跳，看了半天才看出穿着这身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的老人是她老伴，而军服已被虫蛀烂了，尽管妈在大柜的各阶层放了不少防虫的樟脑丸，但这件军服还是没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被虫蛀了一个个洞。妈说：“快脱下来，这衣服已被虫蛀烂了。”爹低头看，袖子和衣襟确实呈现出一个个洞，这才脱下衣服，老脸上有点惭愧。妈说：“你老糊涂了。”爹反驳说：“你才糊涂，我比你付琳清醒。”妈说：“好，你清醒那我考考你，今天是星期几？”爹答：“星期六。”妈说：“今天是星期二。”妈感觉爹老年痴呆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便觉得用语言激活爹日渐萎缩的大脑也是一种治疗方法。第二天上午，妈考爹：“姓何的，今天是星期几？”爹想也不想地答：“星期六。”妈说：“今天是星期三。”隔了一天，妈再次问：“姓何的，今天是星期几？”爹答：“星期六。”妈说：“你只知道星期六，今天是星期五。”爹不高兴了，“我知道，明天是星期六。”次日一家人吃中饭时，妈问爹：“姓何的，今天是星期几？”爹答：“星期六。”妈高兴道：“你今天说对了，要表扬。”爹不屑表扬地“唔”一声。
星期天，妈一早起床，见爹站在葡萄棚下打量着葡萄藤，妈又考爹：“姓何的，今天是星期几？”爹答：“星期六。”时间在爹的眼里停止了，永远是星期六，星期天到星期五都是星期六。有个星期三，妈问爹是星期几，爹说是星期六，妈说：“姓何的，你糊涂了，今天是星期三，哪里来的那么多星期六。”爹恼了，吼道：“是星期六。”大家见爹发怒，都噤了声。吃饭时，爹突然要我们留个位子，说：“等等，你二叔还没到。”这话把我吓一跳，我说：“爹，二叔死去二三十年了。”爹好像听清了我说的话，就埋下头吃饭。爹吃得很少，吃完饭，望着大家有一会儿，突然脸色凝重地问：“我们是不是要开会了？”妈烦爹道：“开什么屁会？尽说些没名堂的话。”
爹诚惶诚恐，不像个爹而像个犯了错误的大孩子。有天吃饭时，白玉坐在爹对面，爹看着他这个长孙，一脸热情地问：“同志，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白玉就与我相视一眼，妈在纸上写道“你孙子何白玉”，把纸片递给爹看，爹笑了，点头，就端起碗吃饭。老奶奶不上桌吃了，她的吃相很难看，会严重影响全家人的食欲，李佳就把饭菜装进塑料碗里，端到老奶奶的房间，放在小方桌上，任老奶奶慢慢吃。吃过饭，白玉看着我和秀梅说：“爷爷连我都记不起来了，真的老了。”秀梅说：“所以你要经常回来看爷爷。”
何白玉的生活有些凌乱。他和小向离婚后，与小宋也分手了。本来他跟小宋打算结婚的，新房都布置好了，家具也重新购置了，还买了台二十九英寸的大彩电。但小宋的母亲一看何白玉这么大年纪，就坚决反对，要上吊。何白玉可不想弄出人命来，婚就没结了。这以后，何白玉还谈过两个女友。这个过去拿女人不当一回事的何白玉，现在轮到女人拿他不当一回事了。去年，他打算跟一个姓杨的女人结婚，可是临到要结婚时，杨女人反悔了，说她的朋友都反对，说他年纪太大了。何白玉很沮丧，最让他痛苦的原因是他在杨女人身上花了不少钱。带着杨女人上黄山、泰山、华山和恒山旅游，带着杨女人去北京、上海玩，在上海他花了很多钱为她买首饰，还带着她去了趟香港，在香港又花了几万元，可是临了杨女人又不同意结婚。我说：“你找个年龄悬殊不大、离过婚的女人结婚算了。”这是去年九月份的事。何白玉没听我的，最近又喜欢上在他酒店里打工的乡下妹，那妹子还只十八九岁，比他的女儿还小十来岁，所以他不敢带回家。何白玉这些年开酒店确实赚了不少钱，在离他酒店不远的热闹地带买了套三室两厅房，花了十几万元装修，原是打算跟杨女人结婚的，现在他跟那个小女孩住在一起。我们都不管他的事，因为管也是白管。
每天下午，一家人午睡，家里就很宁静，但街上却很吵，很吵的声音来自不远处的建筑工地。偶尔有一只鸟，飞落到葡萄枝上，叽叽喳喳地叫。日子一天天过，时针加快了步伐，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拨弄指针样，还只是上午九点钟，午睡醒来就是下午五点钟了。第二天，吃过早饭，仿佛还没吃中饭天就黑了，爹问：“几点钟了？”一看钟，确实是下午五点钟了。又一天也是如此，上午，妈扶着爹在院子里走了三圈，一坐下来就是傍晚了，似乎中午的那段时间被上帝取缔了。妈说：“多快啊，一天什么都没干就过去了。”妈说这话的时候已是四月份，由于我及时施了春肥，四月里一个牡丹花开得很艳丽的星期三的上午，一大群蝴蝶相邀着飞来，怕有几百只，它们使青山街三号的天空变得五彩缤纷，它们时而围着牡丹花飞，时而绕着我爹飞。四月的长沙，总是阴雨绵绵，那天出了太阳，爹就把椅子搬到能晒到太阳的牡丹花前坐下，穿着厚厚的毛衣，垂着脑袋。老奶奶撑着拐杖也颤微微地走出来晒太阳，也穿着厚厚的毛衣，坐在另一张椅子上，一抹太阳照在她衰老的脸庞上。
那天也没有其它迹像表明我爹会悄无声息地死去，与往日唯一的不同就是飞来了很多蝴蝶，仿佛它们是来与我爹告别，或是上天让它们来接我爹走。妈坐在葡萄藤下，戴副老花眼镜看报，眼睛看疲劳了，就坐在椅子上打盹。有一支竹笛声从街上飘来，不着调，断断续续的。吃中饭时，李佳走上去叫爹，一只白蝴蝶从我爹的脑门顶上飞起，摇摇晃晃犹如喝醉了样飞上天空。爹耳朵聋，李佳伸手拍爹的肩，爹的身体却朝旁边一歪，倒了。李佳大惊，忙对我大叫：“文兵，快来，爹的手冰凉的。”妈把手指放到爹的鼻孔前探索，既没进气，也没出气，鼻孔在四月的阳光下冷冰冰的，牡丹花却在一旁盛开着。我九十五岁的爹，坐在四月里红灿灿的牡丹花前——那是他多年前亲手栽的，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