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内心纷繁的极不平静的年岁。你怀揣着童年之梦，为流行风和男欢女爱而欣喜陶醉，但所有所有的困惑又刺伤着你从未受过伤害的心灵。此时，由于学龄限制和教育水准的阶区不平衡，南方诸省的十六岁少年已走到十字街头，面临人生的第一次抉择：是作工，还是上大学。而大多数江北少年却相对平稳，处在高中二年级的好年华，壮怀激烈而又心事忡忡。因为尚未意识到自己就要去应付生活了，或者刚刚有所意识，因此你只是觉得，许多担子注定要你承担，但无论如何，都谈不上迫切。
一九八八年夏末，大型系列电视政论片《河殇》震动了中国，在参加研讨会之后，我约了发言的几位少年，去北京素食斋共进晚餐。
"我没觉得有什么变化，好像现在还是十五岁。"范向后仰身，翘起座椅的前腿，又挥着餐勺说："可能十八岁会有点儿变化吧，谁知道呢！"
黄和孟说，学习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几乎没有别的生活内容，但隐约中，又困扰在无穷的问题之中，好像在跟一大堆无形的敌人打仗。"觉得累极了，真想让时间停下来，让我们好好睡一觉。"黄补充一句话说："最后是一睡不醒。"
姜，十七岁，明年就要毕业了。除了硬着头皮去高考，他别无选择，也无话可说。倒是我慷慨请客的作法，让他充满好奇，"是不是常常这样做"、"去过哪些有名的酒家"、"哪儿来得这么多钱"，一直是他最想知道的问题。
何沉默寡言，是中专护校的学生，日后我们成了朋友。在随后的整个冬天，他多次说没办法把心思集中在学业上，他在为一位出色的女同学，害单相思病。在他的学校里，每天下午最后一次下课铃响过，男生们早已候在教室门外，等着女朋友，然后骑车去"老地方"。
韩是一位活泼的女孩子，第二天便把电话勇敢地打到我的办公室，希望超越友谊。
宋显得桀骜不驯，天天跟父亲对骂，恨透了家长制。而一切造反精神，都能引起他的共鸣，为此，他崇拜《河殇》。
他们兴奋极了，不断地打断别人的话题，滔滔不绝地证明自己，甚至开始不耐烦地刁难餐厅服务员。是呵，十六岁本该是轻松欢愉的年纪，但他们却没有多少机会可以尽兴。于是，他们渴望表达，渴望有人倾听，渴望知道真象。
"我们这么大的人，和你们，有什么不同吗？"黄突然问。
"你们想说话，对古往今来的事情都要评价。我们只是在听，有时候笑一下，好像有点疲倦，也可能是学会了容忍。"我的回答得到了尊重，但却没有得到认同。这太好理解了，因为十六岁是一个只相信自己的年龄。和你一样，他们认为世界应该为他们而存在，而一切原本就应该如此。
你无法清楚地知道，前辈心中沉淀着怎样的沧桑。实际上，在父母孕育你的生命时，中国社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们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颤巍巍第一次触到录音机的按键，那感觉，就像是古时候的乞丐摸到了皇上的衣袖。那时，一位名叫白桦的老诗人曾为"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而奔走疾呼，人们更多地记得他，是因为他的《苦恋》，他曾被迫低下头去，保持沉默。那个年代，着实荒唐，居然所有的杂志都在喋喋不休地争论同一个问题--艺术作品能不能描写爱情！在你的脑海里充满着罗大佑、谭咏麟、张学友、王靖雯、朱哲琴的时候，你注定无法想象，就在二十年前，李谷一曾为演唱中运用"气声技巧"而艰苦抗争，一位名叫周荫昌的专家，竟把自己的讲座制成录音带，告诫青少年说："港台歌曲是黄色的糜糜之音！"在整个八十年代，邓丽君的名字十分可怕，只因为她曾在台北表达过"将用歌声征服大陆"的艺术野心。这一串串与政治风云有关的名字，深埋在长辈心中，一经提起，往事如云。当他们在现实世界生活时，往昔一直是他们抹不去的记忆。对他们来说，崔健完全是一种陌生而又别开生面的歌喉，他用"这世界变化快"描述了八十年代。
然而你，十六岁的新人，从你记事起，组合音响就在你的沙发旁大声喧嚣着。你有幸乘坐叔父的本田车，不到两个小时，便以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完成了从天津到北京的全程奔跑。于是，你对着京津高速公路说："世界真小。"在餐桌旁，母亲请来的那位历史学者让你看不顺眼，不知道他何以那样自得，于是你会单刀直入地对他说："我不想知道你的历史，只想知道你赚没赚到钱？"母亲立刻现出窘态，客人也为此感到尴尬。但你却踌躇满志，自认为切中时弊，敢想敢说。你相信，自己的价值观没有错，并且强调说，世界本该如此。
你哪里知道，金钱也只是九十年代以后才显得如此重要。在这个日趋享乐的现实社会中，前辈们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因为亲情越来越廉价，人情费却越来越高。他们曾在漫长的年代里与世隔绝，故步自封，过着平均主义的日子，直到一九八一年才真正打破死气沉沉的生活，开始向幸福转折。但他们的舞台被动而狭小，历史留给他们修改错误、建设图强、迎接挑战的时间又是那样短促。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们猝不及防，长期的闭关主义使他们丧失了应有的天才。在他们的眼里，世界已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越来越难于适应。
不过，你却无从比较，生下来就在一个全新的时代。长辈们经历过的那些动荡，在你记事之前业已完成，人们已从集体主义走向各行其是。你比旧时代更自由，更不容易满足，并且已习惯了享受生活和肯定个人之间的爱情。
你不打算像父母那样关心政治新闻，讨论时势，尽管你有着比他们更加强烈的同情心，但是谁对谁错，你并不想知道。你可以一读再读琼瑶的《我是一片云》，读金庸的《侠客行》，看数字视盘，摆弄令人着迷的电脑游戏。这倒不是逃避不理解的事物，更多的只是你不关心那些远离你的故事。你的生活信条不再是斗争，而是幸福。
我在河北一家宾馆遇见过一个十七岁的南方少年，他已读完高中，做了打工仔。他可以把福建沿海各个节气的各类虾价，津津乐道地叙述一番。那种精确程度令我瞠目结舌，然而他却不知道当时的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委员长，究竟是万里，还是李鹏。起初，我不无忧虑地望着他，但后来当我们作成一些小生意之后，我的确为他生意方面的精明所倾倒，他的热忱的奔忙、天才般的精打细算、适度的慷慨，渐渐感染了我的心。他留给我的记忆是美好的，而他的"不完美"，完全是因为他的新信条。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我曾把《尼克松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摘录下来--
对美国社会的一般风尚和日益严重的自行其是，对嘲弄或抛弃社会行为和两性行为的传统准则，心理学家、教士、家长纷纷忧心忡忡。我的确也认为，这些越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种富裕病，但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又是美国文化有了真正改变的表现。所以，共和党人与其只是哀叹世道不古，还不如去设法理解它。
尼克松说这段时，美国的成年人正隔着大代沟，俯视着新青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慌。那时，整个世界经历了现代人最痛苦剧烈的精神质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人们痛苦的记忆、共产主义的崛起使全球动荡不安、铜臭味在人们心灵中飘荡--于是，"垮掉的一代"应允而生，美国社会发生了剧变。面对一九六四年美国各大学的第一次暴乱、性解放的过头、毒品的迅速蔓延，美国长者无不觉得新一代染上了世界末日的气息。那情景，与今天中国的恐慌十分相似。然而，让我们抬眼看一下，今天坐在总裁办公室里的大亨、市政厅里的要员、机场候机楼里的外交家，哪个不是从那个动乱的年代走来。他们的头上没有圣人的光环，却分明带着世界的朝气。
这是一个提示：未来不会在新生代手中丢失。
在走访了形形色色的十六岁人之后，我们得出了一个普遍的结论：十六岁看不起周遭，但又被周遭所吸引，努力抵制着世界，同时又在适应它。就在这种抵触和适应的矛盾中，内心冲突和精神压力产生了。十六岁的人认为，这种无处不在的压力，妨碍了行动自由、理想的实施、个性发展、含蓄而沸腾的初恋，因此是一切烦恼之源。
此时，你向少年时代不停地挥着手，转身靠近青春的门槛，但迎面扑来的风却令你窒息。你的父母变得更加鸹噪，每天都要唠叨你，为此你几次想到离开这个家，永远不再回来。你珍视与父母不一样的东西，为之不懈抗争，以争取它的合法存在。于是，你第一次伸展腰肢，试着与父母唱对台戏，并把一切叫倒好的观众，视为青春时代的第一批敌人。
在很多宽容或溺爱的家庭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感到舒心或无所顾忌。在另外一些家庭，情况却不是如此。你必须不停地以各种方式警告父母："时间到了！""我要自己下地了！"但他们既不像那些无知的父母疏懒于管教子女，又没有西洋家庭中那种脉脉含情的从容。他们依然报着包办带管之爱，紧盯着你，企图拆看你的信件，得到你的日记。但你珍视自己的隐私权，甚至恨不得如法炮制，也拆开母亲的几封信，然后告诉她："请记住您现在的愤怒，这和我的愤怒没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