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此，我忧心如焚。
维特在他细致入微的感知中，痛不欲生，又因为得不到绿蒂的爱情，便给了自己一枪。这就是多愁善感的少年，在时代特有的烦恼、苦闷、无望的憧憬中所自然表现出来的典型情绪。如果不谈这篇小说的时代意义和文学史中的推动作用，我简直不能喜欢这个女孩般的脆弱的男孩子。人，本应通过敏锐的洞察力达到知命和乐观，解决好眼前的问题，不应该以宿命的观点摧毁自己的意志。当我们的眼睛扫视过无数角落，我们的心灵便产生了诗的悲观性，但是我们的精神能不能长久地停留在那些偏狭的深处？不，上苍交给我们眼睛，是让我们感受光明。我们应该适可而止，收回目力，去过我们原先的生活。不是吗？我们没有必要讨论真实的存在究竟“是一条直线还是圆锥体”，也没有必要像东郭先生那样行路恐伤蝼蚁命。我们不是知道太阳只有一个吗？我们不是在养育成群的骏马，抢救熊猫和阿拉斯加的巨鲸吗？我们为减少劣质烟囱而天天趴在设计板上，我们交给世界的，并不比毁坏的少。
我说的适可而止，不是中庸法则，不是两个端点间的数学比例分点，不是要一个正在走红运的人为了避免乐极生悲而戛然而止，退出舞台。我说的是：“常规限度。”如果大家都不能透视墙，那么也许“墙不能让人看透”是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不适于承受超负荷的知识而偏要勉为其难，他就是在毁灭，情如八岁的孩子在看色情录相。
从“常规限度”上谈适可而止，对十八岁人有着现实的意义。首先，我们不打算做神、巫师、先知，我们在力所能及的知识层次和类别中，寻找支持我们物质生活的答案，在精神方面我们使超自然之力囿于想象中。我们只求弄懂人本和生活的细枝末梢，并在一定条件下创造性地应用它们。此外，我们不打算求全责备，如果我们计划把一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到遗传工程的研究中，我们就不必把清史、货币学原理、水门事件搞得一清二楚，只需对生物化学、种族学、优生学这些相关的学科来一个全盘精通。
在更多的时候，人的失败不是由于没有理想，而是理想太多。我们企图“知道一切”的野心，反而会让我们对什么都不甚了了。
如果视其为作人原则，适可而止中自然包括了一些合情合理的中庸和火候方面的算计。由于圆滑的中庸原则在中国已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所以此书不再多谈，只留下一句话——如果我们找不到那个神秘的互化点，我们就无法在自己的言行中，把适可而止从庸俗世故，转变成生活的艺术。
为生活鼓掌
第一次体验掌声效应，是在一九八五年秋天。对于北大毕业生来说，那是一个难忘的时期，九月十八日，北大学生去天安门游行，抗议日本的经济渗透及其巨大的对华贸易逆差，并号召把这一天定为“国耻日”，昭记五十四年前日本的武装入侵。那些天，日本学生已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暴热的气氛包围着美丽的校园，人们忘记了一个穷国必须在经济起飞时期三缄其口，忍辱负重。有一天下午，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严家炎，召集学生坐满第二教室楼最大的一间阶梯教室，并发表了一篇严谨的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讲话，要求学生们“为明天而忍耐”。但是，学生们被狭隘的爱国激情所催动，恨不能一脚踏碎日本群岛，所以讲话结束后全场没有掌声。然而，先生放下讲稿，望着台下鸦雀无声的学生，向后退回半步，站定后，竟从容地为自己鼓起掌来。那声音自信、坚定、毫不因为无人响应而气馁。为了支持他，我在台下第一个鼓起了掌，随后全场爆发了长时间的掌声。那种场面现在想起来依旧壮观。后来，我们停止了扩大事态的活动，但那究竟是有感于那篇深入浅出的讲话，还是因为在热烈的掌声中受到了某种感染，现在已无法说清。但可以肯定地说，人们对掌声有一种迷恋，就像是迷恋第一声喝彩，它代表着激励，是一种高度的集体赞美。
掌声是一种奖赏。当美国玛丽凯化妆品公司用金钱方式，搞了许多年物质刺激之后，它需要一种更为新鲜的奖励办法，于是，玛丽凯——这个智慧的美国老太婆——想出了冒险的一招儿。她让领奖者站到主席台前，面对台下数千名同事，领受长时间的掌声。当年，美国新闻记者在描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时，称它是“赞美的终极形态”。
掌声是一种高度的文明。女指挥家郑小瑛走遍了世界，在回到北京后，她发出了一声叹息，说中国缺少掌声。不是吗？每一次节目即将结束，人们早已归心似箭，急着赶着要提前退场。这种对演出毫无眷顾、不起立鼓掌的景象，在海外恐怕很少见到。
此外，掌声还是宽容的流露，少一点狭隘，就会多一片掌声。意大利的帕瓦罗蒂和西班牙的多明戈访华时，曾有一个不解，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中国人问他们对流行歌曲的看法。毫无疑问，中国人是希望这两位超一流的美声大师否定流行音乐，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帕瓦罗蒂和多明戈都认为那是一种“时代”的歌，“是一种不错的艺术”。那时，许多中国乐师为了标榜自己的体统，坚持与流行歌手井水不犯河水，甚至怒目而视，有人还把刊有施光南照片的杂志摔在地上用脚踩。在一个门派之间互不相容的社会中，掌声已幡然落在深渊里。
实际上，掌声是一种肯定的力量，而肯定和赞美别人并不丢面子，诋毁才使我们变得渺小。乐于赞美别人，是成熟的一个标志，它是在最大范围内团结友人的艺术，又是使事情变得更好的最有效的方法。鲁迅说：“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些虽然落后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但是，鲁迅这样的看客并不多。在第二十四届奥运会开幕前，记者们走访李宁。李宁说：“实在没时间，等奥运会结束了再说吧。”接下去，他不无感伤地自语：“到时候，你们也不会采访我了。你们的目光，永远是看着冠军的。”谁知，龙年体育的凶险不幸被李宁言中，他竟从双杠上掉了下来，于是，举国蔑之。一九八四年，韩健在汤姆斯杯决赛中仅以一分之差，便从冠军变成了人人叫骂的千古罪人，电视台竟不愿给他任何一个镜头。同一年，许海峰欣欣然接受了由于项目安排上的运气而垂手得到的荣誉，然而，一九八八年，他绝活失手，一下子被骂声淹没了。在一九八五年的“五一九足球事件”中，中国人无法接受自己的泱泱大国输给香港足球队，白发苍苍的主教练曾雪麟，只得含泪辞行，那时他收到了许多信，信里寄来了刀片和上吊用的绳子。面对失败的英雄，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已忘记了用掌声激励他们，这个民族剥夺了英雄们失败的权利。
然而，让我们看看巴西，这个把足球视为“国球”的国家。在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锦标赛中，恐怕没有比巴西失利更让人大吃一惊的了，以致于国家电视台的讲解员竟在镜头前哭了起来。可想而知，那时的巴西沉浸在怎样的悲痛之中。但巴西总统却发出一条激励性的专电：“巴西足球有它伟大的时刻，然而每一项体育运动都有难以预测的一面。我们一起痛苦，但没有什么能阻止巴西的继续。”于是，巴西那些失败的英雄们，听到了掌声。
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一个小集团内部，没有比陷入相互无休止的指责更为可怕的事情。在喋喋不休的指责和谩骂声中，人们增加着敌对，把问题丢到了一边。但是，人生是需要笑脸的。我们赞美一个好孩子，利于他的成长。赞美我们的父母，他们会感到自豪。我们赞美失败者，他们就不会躺倒在地不起来。我们不去羞辱出狱的犯人或向他们挑衅，他们便会向新人转变。我们赞美自己，自己就会永远不掉队。只有在一个飘满掌声的世界里，我们才会真正懂得，批评的价值不在于批评本身，而是为了在最后的时刻，获得更多的欢呼和掌声。
《青春的敌人》第一部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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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5月12日
懒惰，是末日的先兆
日本人用“别学中国人”来教育下一代，言外之意是，如果你像中国人一样懒，你就完了！
现在，外民族早已不再把中华民族看作是一个勤劳的种族了。看来，懒惰已不只是青春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了。当我们从夏夜的街市上驰车而过，会看到成群成群的散凉者，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在围观棋局，在打扑克，尽管我们依然相信，此时肯定也有人正吹着破电扇，在他们闷热的陋室里研算课题。当我们在候车室和车厢里看到大多数人，宁愿叼着烟卷朝窗外发愣，也不会找一本好书翻翻，但我们还是相信，在最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仍有人在背诵英文单词。在机关办公室里，职员们在喝茶聊天，但我们依旧能透过窗户，看见几个终日忙碌的人。但是，无需细想我们便知道，勤劳者与懒惰者的比例，已极度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