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领略新的局面，用笔在上面圈圈点点，勾勾画画，筹划未来的日子。
二十六岁，我们见到老朋友，常常叹息说：老矣，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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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说：“人对快乐的感受有逊于对痛苦的感受。”这是真的，尤其是在二十六岁。我们从少年时代就一直盼望的青春壮举，我们痴情地一等再等，却始终没有到来。我们还发现，走得最快的，都是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对着镜子，再也找不到过去那个满脸童稚的自己。除了想把眼皮底下的事情办好，我们都企图发现点什么，总结点什么，许多汉字认不到两千的人竟打算写自己的传记。这是悲观的年纪，既是感受丰富的一年，又是青春梦灭的时节。在二十多年虚幻景象的结尾，明亮的阳光把生命途中的景观以真实的形式映衬出来，结束了我们最后一个残梦。我们坐在床头，第一次睁开眼睛，看清了世界。为了先把这个世界看个究竟，然后再去劳动和钻营，我们二十六岁的生活，驻足观察的时候比卷起袖子大干一番的时候要多。
这时，许多永恒的人生课题一同出现了——
《青春的敌人》第四部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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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12月6日
我是个多余的人
没有人注意我们，也没有人特别需要我们！这是在尝试性的岁月里，由于没有在走上社会时马上找到工作而微微触发的伤感。今天，这种伤感已变得参天蔽日。我们被卷入浩荡的劳动大军，提着公文包和菜篮子，沉浮在人海中。可是，这个世界离开了我们，照常运行。有时我们在想，假使我们把身份证扔到一旁的草丛里，然后大胆地撞出人行道，被一辆桑塔纳撞死，或许谁也弄不清我们是谁。没有人会为我们垂泪：一方面人情太淡薄，人死如同一只鸡被抓去砍头，其他鸡照旧不动声色地吃食一样；另一方面，大地上充满了人，不因损失一个人而显得少了什么。
如果我们是给政府机关打杂的人，在送完文件后想在哪个办公室里多逗留一会儿，可嘴上挽留我们的人却和进进出出的人一样，无暇多看我们一眼。如果我们碰巧在这个年龄上失了业，或者没人愿意与我们结婚，连父母也认为生我们是养了一个累赘，这时，多余人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而且越来越难以忍受。
罗斯福夫人也曾谈起过她在少年时代的那种多余人的感受——
我童年时一直渴望别人注意我，因为有许多事使我觉得，我不能吸引人，不会有人对我倾心。别人说我是丑小鸭，像那些拜倒在我妹妹裙下的翩翩少年，我根本休想得到。我身上穿的，是从姑妈的旧衣改成的小衣服，我跳舞和溜冰的姿势都不如别的女孩子那样美妙。我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我参加舞会，没人请我跳舞。但是有一次圣诞舞会上，一个男孩子过来请我跳舞，我心里对他的感激，一直到现在都还都记得。那个男孩子的名字是，富兰克林·罗斯福。
是的，对那些偶尔抽出时间光顾我们一下的人，我们怀着涌泉相报的感激。我们太寂寞了。我们说大话去哗众取宠，穿最新潮的衣服以夺人青睐，甚至像莎士比亚批评的那样，“对一个泛泛的新知滥施自己的友情”。这些都是因为我们需要被人注意，以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多余的人。可是，世界上的人太多了，50亿。能人也太多，简直无法统计。
我的心呵，我的心
刘小枫在《诗化哲学》中写道：“当今世界中的一个重要的也是最为人忽略的现象就是，每一个稍有灵魂的人，在自己内心都隐藏着一大堆秘密。这不是因为不愿意说，而实在是没处诉说。”在青春初期，因为父母和我们的心完全不同，我们曾去找知音，向他们诉说。但是后来，知音们有了自己的事情，跑到了别的领域，或者跑到了国外。我们心中的秘密越积越多，越来越深刻，可是我们却再也找不到新知，找不到地方去宣扬。
真不知是我们自己的心出了毛病，还是别人愚蠢。于是，当我们看到舒婷回答顾城的寂寞时写下的那首诗，我们会被打动。诗的名字是《也许？》，其中几句是——
也许我们的心事
总是没有读者
也许路开始已错
结果还是错
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
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
也许燃尽生命烛照黑暗
身边却没有取暖的火
很可能，这就是我们心灵的终点。我们养育了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心，又悄悄埋葬了它。
这时，我们对不理解自己的人已不那么愤愤不平，反倒可怜自己为什么要想得那么多，那么远。我们也不再寄希望未来的某一天会撞见一位“知我者”。而此时，凡是相见恨晚的人，又都是相见匆匆的人。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老情人一般总能猜到我们会作什么，但为什么要这么作，却说不清。有时，我们会恨自己的口才不尽人意，恨自己懈怠，也恨自己敏感。但我们知道，这就是生活，而且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哥德说：“我知道的东西，谁都可以知道，而我的心，却为我所独有。”
二十六岁时读到它，倍感伤心。
《青春的敌人》第四部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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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12月6日
在恶劣的人民中
为了求得全面转变的可能性，我们曾想出走，躲开和自己相亲的朝夕不舍的人们。想到离开他们，我们不但不悲泣，反而雀跃欢欣。
我们想躲开讨厌的人，找一片桃源。躲开那些自命高贵，或者生就高贵却丝毫不具备高贵心灵的官宦，躲开那些拼命打探我们和小姐单独在屋子里作了些什么的大妈，躲开那些妒忌我们的才华，打算把我们拉回到他们跟前以使我们不超过他们的同事，躲开那些没完没了企图占我们便宜的亲朋，躲开那些心平气和地占用我们时间的职业宣传家。
也许，一旦我们不能压住被他们激起的怒火，回敬了他们，那么战斗打响时，命运就会借他们的手，把我们安排在九死一生的地面爆破队。也许我们没有保持缄默，对经理的计划提出了异议，断送了他暗地里的一笔小小的回扣，那么不久后，我们将要走向失业者的行列。也许只有几秒钟的疏忽，接了一个电话，另一个出纳便拿走了我们刚刚收下的400块钱。
我们必须睁大眼睛，闭紧嘴巴，挣扎着向上生长，而与讨厌的人打交道就成了我们终身的事业。讨厌的人分布在上下左右中，无所不在的领域里，而在一个有法规却没有法权的社会里，我们不能把他们怎么样。相反，他们却时刻可以消遣我们一下，就因为他们是讨厌的人，而我们却不是。正像北岛的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在阳痿的土地上
一七九二年，当沃斯通克拉夫特写下她那光辉灿烂的《维护妇女权利》之后，本来就已在逐渐减少的父权，终于在文明史中开始全面退却，男女平等的口号日益喊响，甚至超过了限度。在很长时间里，西文绅士们尊奉着“妇女优先”（Ladies First），在男性握有大权的同时，施舍给女人们一点礼节上的面子。但是今天，女权主义者们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于男人们的这种居高临下的照顾。一个英国女人曾对我说，她喜欢来中国，中国有真正的男女平等，理由是，中国女人要和男人们一样去挤公共汽车！然而，早在欧洲妇女解放运动之初，当女权主义者热情地鼓励妇女走上社会，从事和男人相同的职业时，爱伦凯女士就曾指出，这是把两性平权误解成了两性功能相等。她主张，女人应该在争得平等权利后，回到丈夫的家里，以自由人的身份从事其最重要的天职——爱和养育后代。
但不管怎么说，从法国大革命至今，西文妇女权益是西方女性自己通过漫长的苦斗一点点得来的。与此完全相反的是，中国妇女革命是由男人发动的，妇女地位也是男人们拱手送去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男人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乱和政治斗争，相互之间重创着对方的阳刚性格。于是，他们解开了女人的小脚，却为自己封上了嘴巴和心灵。到了八十年代末，中国的男性血气已全面萎缩，以致于刘晓波博士在他的一部书里尖刻地评价说，在中国，男人能早泄就足以自豪了。这是一片阳萎的土地。在这片人口众多的土地，就业机会少得可怜，而且一半以上为女性占据着。与此同时，英国的在职女性却只有37%。
一九八九年，日本东京立正大学短期大学部的70位学生来华观光，那些女学生常常问起这样的一些问题——“中国女人要终生工作吗”，“她们必须和男人较着劲干吗”——言外之意是：“女人本该是女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