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仆人制度中，比如保姆（Babysitter）实际上就是子女的一种教师，是文化人的职业，而真正的家庭教师（Tutor）就更是。但中国的保姆劳务市场中却没有一个文化人，百分之百由进城的农村女孩子构成。她们中的多数人染上了好逸恶劳的坏毛病，在城市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人纷纷转入低级的服务性行业，喜爱在个体餐馆、发廊、临街摊铺打打下手，除非是得到相当的报酬，她们一般不会委屈自己去管理家务，照料孩子和老人。
中国还有一个症结，长期压抑的性欲望，在保守教育松动的情况下，达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在许多雇佣保姆来料理家务、服侍婴儿的家庭中，都出现了丈夫与保姆的私通。仆人非但没有缓解家务的压力，反而繁衍出许多额外的家事和安全问题。
但是理论上讲，良好的家庭服务制度，对于从家务矛盾中解脱夫妻，以及大量涌入城镇的农村闲散劳力得以找到就业机会，的确都是件好事。谈何容易，但又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现在，我们面临的家务，在没有正常的仆役制度的情况下，家役完全就是我们自己，或是夫妻双方的某一方父母。面对那些琐屑而并不算繁重的劳动，男人们应当主动分担一半，至少要像婚前那样对妻子的劳动抱有心底和嘴皮子上的感激。女人有时需要的只是丈夫的一句话，要求丈夫能看到自己的牺牲，并对这种牺牲给予赞扬。
夫妻与对方父母的冲突也可以构成非根本性的婚姻冲突。和父母大人居住在一起产生的摩擦，婚前与他们有隔阂，比如婆婆曾声嘶力竭地反对过这门亲事，久而久之都会发展成积怨，在影响大家庭的和乐气氛的同时，也破坏小家庭的情绪。这类冲突部分原因出于长辈的保守思想和太多的老规矩，另外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青年人的自私。如果我们不能回家吃晚饭时总是不注意事先打回电话，或者总是深夜才溜回家里，并且大声洗漱，或是宁愿闲躺着也不愿陪父母去一趟商场和公公园，那么我们的父母必然忍无可忍，并对我们无视长者存在的作风施加有意无意的报复。
在赡养费和赡养方式上，我们更不能过多地从私利考虑。我曾见过不计其蠢人，他们寄居在父母家里，白吃白喝，然而分文不予父母。我不想过多地提醒人们去注意良心，只想问一句，是交上100元钱买得全家快乐重要，还是留下这点钱与配偶一顿涮肉把它花光更好？
另外，我还应该注意——
Y 尽量作个“哑巴”，在无原则的问题上，少说令父母气鼓鼓的话。
Y 支持他们的兴趣和爱好，不要张扬属于我们自己而他们无法理解的爱好。让父母们觉得，他们的书法和养鸟嗜好比我们的跳舞癖好更优雅。
Y 不要在婆婆面前打扮得太像个女人，别忘记她曾成长在无视性别存在的年代里。别在父母面前与妻子过分亲昵，他们老夫妻相处了几十年还从未叫过一声“亲爱的”。否则，他们会在潜意识里认为我们不庄重，认为他们在我们的心中没有妻子重要。
Y 对父母青年时代的容貌和业绩，应该加以赞美。他们对于现状有着很深的难过，赞美其过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温馨的安慰。在骨子里，父母对我们的年龄和生活很嫉妒。
Y 与配偶的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地位特殊的亲戚，保持良好关系，因为父母们常常从他们嘴里，听到关于我们的描述。
经济问题的冲突，由于我们愈来愈意识到生活的窘迫与越来越大的美好意愿很不适应，因而呈现出了相当严重的危机。这时，诸如夫妻工资的高低比较、合不合钱、由谁理财、怎么支配，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是每个家庭都必须为之辩论的，问题在于把经济匮乏引向毁灭婚姻的倾向。
过去，深圳作过一次调查，250个青年妇女中只有12%的人，表示可以接受安分守已型的丈夫，而72%的女人热爱事业型的男人。换句话说就是，很少一部分人可以接受嫁给一个不能拥有地位和金钱的普通丈夫，而绝大多数妇人向往有权或者是发了大财的男人。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女人比男人更不甘于不良状况。她们在追求家庭幸福和物质富裕方面的欲望，远远超过了男人。在赶超时尚和以丈夫的成就作为攀比标准的斗争中，在与嫁到海外的女友们相比时，女人们常常会产生一种嫁给中国人委屈了的伤感。许多女人在有钱有地位的男人追逐下，很快放弃了现有的家庭和孩子。特别是那些一直认为自己比别人漂亮，应该有更好的生活而又偏偏嫁给了一个不出色的男人的女人们，就更容易产生这种委屈感。她们在不满的时候常常扯起旧账，为当初自己也曾同意的不铺张婚礼的简约形式感到不平（实际上，一个像样子的婚礼在世界哪个地方都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女人一生的回忆来说，简办仪式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伤害），她们在分娩前夕的夜晚，不断地不由自主地哭泣，觉得自己好可怜，很吃亏。
这里，我们必须要问：“中国的男人，我们为什么那么不争气？”我们也有必要把彼德·史坦克在《如何停止谋害你自己》中的一段话，写给中国的女人：“这种女人，天生就是追求名利的人，或是因为受到熏陶才得到了这种特性。我曾经看到这种人，破坏了许多家庭的幸福。”
我想起十九世纪那些跟随丈夫，提着简便的行装，坐在敞蓬马车上去洪荒的西部拓垦的女人们，他们共同写下了美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他们留给儿女们一笔巨大的财富，辽阔的土地、城市、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战天斗地的自信心。看看那些男人，几根锄头，一把破手枪，却不服输地面临巨大的困难，再看看他们的太太，在最艰苦的冬天里照顾着丈夫，拉扯着一大群儿女，他们最为珍惜的家产就是手拉手、两个人去面对苍凉的土地。
我们呢？一个像胆小鬼一样萎缩在沙发里，另一个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心事。有一种我们无法不承认的恶劣意识闪动在我们头脑中，那就是，得到好处而不通过艰苦。男人渴望坐享其成，女人设法嫁人以得鸡犬升天。我们说，尽管这种经济冲突不大可能被强劲的外力加剧，以致瓦解家庭，但它潜在的伤害却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婚姻的本质。
婚外恋家庭：家庭成员与家庭以外的人培养出新的感情。
有婚外恋隐私的家庭一般很蠢，向配偶讲解婚外恋合情合理从而为自己开脱的人更蠢。他们被新式文明熏昏了头脑，昏迷中只抓住了文明的一只脚步而未见其身，甚至只是抓住了一只脚趾，连脚面也未曾见到。爱情永远是排他性的，人一般只有在自己有婚外情人而配偶没有时，才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不会妒忌配偶像自己一样拥有另外的恋人。那种缺乏人情味的说教，违背了婚姻的基本事实。不用说人在有外遇的情况下有没有精力去照顾好家，有没有心思去照顾，仅仅那每日必临的醋意就足以破坏家庭的和美。
我们常常见到一些与自己配偶像谈买卖一样谈起外遇自由的人，我没有觉得他们文明开化，反倒觉得他们除了冷酷的自私之外，剩下的只有故作严肃的可笑。
这并不说我是对婚外恋现象心无同情，正相反，我觉得它有存在的合理性，也许未来还会普及为全民的习惯。且不说长期身处异地的人的情感需求，就是终日厮守的夫妻有时也需要一点额外的情感。但是，这种适时适量的情感补充必须以不破坏现有家庭为前提。否则，不必在婚外恋阶段停顿，直接发展到离婚会更好些。人是情思复杂的动物，时时逃避着伤害。千万别让这种伤害太暴露，别让它变成长期的折磨。
在非根本性冲突的家庭由于疏于调整而走向最终解体的过程中，大都有一段婚外恋状态，这些有着离婚企图的家庭，必须持借这种外力以坚定信心去宣布崩溃的事实，其中感情纠葛的道理不是夫妻可以全部公开和全部说清的，因此也就不是我们可以“调节”的。
从促使一个必然崩溃的家庭抵达结局上讲，婚外恋阶段作为解体的过渡，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这就是我始终反感职业道德家们把外力篾称为“第三者”的原因，因为有许多家庭是应该被破坏的。实际生活中，常常是因为勇敢的外部力量，使一个很糟糕的家庭得以土崩瓦解。这里，我很想引用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中的一段精彩的话给社会道德家：
如果每一个外部的刺激，每一种伤害都足以摧毁自然界中的某一机体，那么你们是否还会认为这种机体是健康、结实、而组织健全的呢！
这一段话的弦外之音是：第一，家庭破裂的根本原因不是外力，而是自身；第二，通过外力摧毁自身有问题的家庭是合理的。
可是问题却不在这里，因为现有的许多婚外恋家庭并不想走到离婚的地步。由于不愿在亲属、友人、雇主那里造成影响，另外还考虑到孩子的成长，人们只是把婚外恋与家庭生活当作并行的生活内容，而且严重伤害了家庭感情和孩子的心。这类家庭大多有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婚外情由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正名昭雪，并从这些少数人的专利，扩展到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