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定那是一种推崇和敬佩的目光。他感到得意和满足。
东北的春天总是来得很迟。
１９５１年也是如此，已经是４月份了，还是寒风刺骨，大地一片干净。
在沈阳东北局高岗的办公室里，身穿一件狐皮领子大衣的高岗，正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那擦得锃亮的皮鞋，踩在纯毛地毯上，有节奏地发出“噗噗”的闷响，像是一曲古怪的音乐。
宽大的会议桌旁，围坐着高岗的秘书和几个局内公认的“笔杆子”。他们一个个面前摊开了稿纸，手中握紧了笔，正期待着高岗面授机宜。看那架势，高岗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字，即使是标点符号，也会捕捉下来，绝不会丢掉。
高岗手里拿着一份《人民日报》，半天不说一句话，只顾在房间里踱步。
他踱步完了，又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端起茶杯，品味起上好的龙井茶来。
大家知道他的脾气，他正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谁也不能打扰他。谁要是打扰他，不管你说什么，也不管你说得对不对，总要遭到他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好，就这么写。”高岗终于发话了，“对着邓子恢开炮。文章要旗帜鲜明，有火药味。”
他说着，扬了扬手中的《人民日报》。那上面全文刊登着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的报告》。
这是高岗在布置写一篇重要文章。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迎合毛泽东关于要讨论工会工作的意图，更重要的，是要表明高岗政治上的敏锐和正确。
事情的起源，还要从头说起。
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一个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邓子恢是个敢讲话的人。鉴于当时工会工作中已经出现脱离工人群众的情况，公营工厂中有些工会组织不重视维护工人群众的正当利益，放弃了自己应有的独立的主动的工作等问题，他指出，公营企业中的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在“基本立场”一致即双方都是为国家，同时也是为工人自己利益服务这样的前提下，在“具体立场”上仍有所区别。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任务不同。即使在公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而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任务，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当厂方某些规定或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就应当反映工人的意见，同厂方商量修改完善。
邓子恢的意见，事前用电报的形式向中央做了报告。中央书记处分工刘少奇主管全国总工会的工作，８月４日，刘少奇拟稿批转邓子恢的报告，批语中说：“这个报告很好。望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做一次报告。”刘少奇拟的这个批语，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立三圈阅后发了下去。先是《工人日报》，后是《人民日报》刊登了邓子恢的报告。全国总工会还通知全国工会干部认真学习。
４个月后，即同年１２月２２日，毛泽东在西北局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上批示说：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且以管好工厂工会工作为中心来研究，因此要组织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案；过去工会工作是有成绩的，成绩很大，问题甚多；有的工厂企业中，党、工会与群众关系不正常。如群众正在谈话，党员一去便不谈了，群众害怕党员，怕党员汇报，甚至有个别地方把党员看成“特务”，这是一个脱离群众的现象；工会也是如此，脱离群众的现象很多；因此，全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要专门讨论工会工作，不是小规模地讨论，要大规模地讨论。
高岗立即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对工会工作不满意了，毛泽东的目光已经扫向工会工作了，自己应当在工会问题上说说话，做做文章了。
高岗看了邓子恢的文章，对邓子恢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他要组织人马写出一篇重大文章，目标是在全国引起影响，最好能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你们明白了吗，嗯？就这么写。”高岗简单说了那么几句，就算交代完毕了。
连个提纲都没有，怎么写呢？“笔杆子”们面面相觑。
出身于陕北横山农村，当过牛贩子的高岗，文化程度不高，平时又不注意学习，不要说写文章，就是读文章，也难说多么流利。有一次在东北局干部大会上，他做报告，念别人代劳写的稿子。念着念着，卡了壳，原来是遇到生字，坦克的“坦”字不认识。憋了半天，他问：“这是什么克呀？”别人上去一看，告诉他是“坦克”。他“噢”了一声，说：“原来是坦克啊。”弄得全场大笑。别看自己肚子里墨水不多，他却经常装出一副酷爱学习、满腹经纶的样子。他的办公桌上，１年３６５天放着一本《联共党史》。有人去找他请示汇报问题，他总是坐着不动，头也不抬，不住地翻那本《联共党史》。弄得别人走也不是，问也不是。老半天，他才抬起眼皮，用一副语重心长的口气说：“《联共党史》很重要啊，你们要好好学习啊。”
“这篇文章，分量要重，时间要抓紧。‘五一’节作为《东北日报》社论发表。”高岗又强调说。
“首长，是不是说说要点。否则，不好下笔。”秘书小心谨慎地说。
“唔。”高岗沉吟了一下，说：
“是要说说要点……这要点嘛，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解剖。公营工厂中没有阶级剥削，没有阶级矛盾，行政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行政与工会没有立场的不同。邓子恢说工会与公营工厂的‘具体立场不同’，是糊涂观念，是错误观点，应当坚决反对，狠狠批判！”
“笔杆子”们唰唰地记着。
高岗想了想，又说：“解放了，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成了工厂的主人，这和解放前性质完全变了嘛。‘具体立场不同’，昏话！模糊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还模糊了……”
高岗摸了摸脑袋，自言自语地说：“还模糊了什么呢……对，还模糊了本质上的区别，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本质上的区别。”
“好吧，就这样吧。”高岗挥了挥手。
秘书心领神会，带领“笔杆子”们退了出去。
几天之后，文章写出来了。高岗看了，大体满意。他动手稍做修改，亲自拟了个标题：《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
按说，高岗作为东北局书记，完全有权指令《东北日报》将这篇文章做社论发表。可是，那样有可能引不起毛泽东的注意。为了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高岗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主席：目前在工会问题上党内存在意见分歧。送上我们组织的《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一文，请您在百忙中帮助审改。此文可否在报上发表，请您决定。”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收到高岗的信和文章后，就此事写信向毛泽东和刘少奇报告，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确有不完满的地方”，但高文“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最好指出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工会更应当重视工人的直接福利，许多工会不重视是不对的”。
刘少奇同意胡乔木的意见，在胡的信上做了指示：“我意高岗同志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同志一阅。”
几天之后，刘少奇又写信给高岗说：
“关于工厂与工会立场问题你写的文章，我已看过，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来得及看。我的意见以为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并要讨论这个问题，子恢同志亦来，可以在那时加以讨论，因此，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
高岗接到刘少奇的这封信后，气得面色发青。他狠命将信往桌上一甩，气鼓鼓地说：“哼！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黄昏时分，三辆用树枝伪装好的吉普车，越过鸭绿江大桥，向朝鲜境内急驶。
朝鲜美好的三千里江山，正遭受血与火的考验。
远处，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
天上，不时掠过一队队美国飞机。
四周的山林在哭泣，在燃烧。有的山头被强大的炮火和飞机上投下的炸弹夷平了，痛苦地裸露出灰白色的或褐黑色的岩石。有的山头虽未全部夷平，但已千疮百孔，比癞痢头还要难看。
吉普车沿着崎岖的盘山公路跑跑停停。大概是暴露了目标，途中几次遇到敌机俯冲扫射。机关枪打得公路两旁尘土飞扬。司机一会儿加大油门往前冲，一会儿又来个急刹车，使车内的人前仰后合，颠簸得头晕目眩。
第二辆吉普车内坐着高岗。他被眼前的战争惨状所震惊，也为敌人的战争罪行所激怒。只见他铁青着脸，眼中闪着怒火，很少说话。偶尔开口，也只是催促司机快点再快点。
高岗这次入朝，是为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会见彭德怀司令员，一则慰问看望，二则听取对后勤保障的意见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