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１９５０年１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１９５１年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不赞成推广。同年７月间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
在１９５１年秋，中央讨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后，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得到了改正，我也就抛弃了这种想法。
（二）关于老区土改出现“左”倾错误问题。
１９４７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确定了普遍实行分配土地的原则，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并提出了整党的方针。这个土地法大纲和整党方针，是经过党中央的修正和批准的。全国土地会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这个会议有重大的缺点，这就是没有对于农村的阶级分析做出恰当的决定和没有能够制定一个正确的切实可行的详细的没收分配土地的办法，同时对于错误倾向的批判不够全面。在会议上着重地批评了党内反对地主不坚决以及同情、可怜、庇护地主的右倾错误，这是完全必要的，并从此结束了这方面的错误。对于当时已经发生的一些“左”倾错误，虽然也做了批评，但这种批评是不充分的，没有系统的，因而也就不能够认真地去堵塞有些地方的“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直到１９４７年１２月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１９４８年中央重新发表１９３３年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和任弼时同志的文章后，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完全纳入正轨。我在当时没有能够把指导土地改革这样一个严重的任务完全正确地担当起来。
（三）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
１９４６年２月１日，在旧政协会议开过会，中央发出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阶段。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提出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并指出“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在这个指示中所谓“和平民主阶段”是属于一种对时局的估计，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规定，则是对于我们的革命起实际作用的性质的东西。对于和平可能性的估计只是一个方面，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则在于我们可和可战，使我们在任何时局变化的场合下，都能够有恃而无恐。对于这个文件，我想是应该做这样的分析的。……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做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四）关于天津讲话。
１９４９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评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全会闭幕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七届四中全会对于高岗、饶漱石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高岗精神恍惚地将身子埋在沙发里，一个人望着墙上的字画发呆。秘书再次悄悄进来，轻手轻脚地走到他面前，刚想报告什么，只见他烦躁地一挥手，秘书吓得大气不敢喘，又悄悄退了出去。
秘书刚退到门口，就听高岗大吼一声：“给我回来！”
“高主席，有什么吩咐……”秘书嗫嚅着。
“拿酒来！”
“好的。”
不一会儿，一瓶茅台和几样下酒菜端了上来。高岗自斟自饮，借酒消愁。
七届四中全会后期，高岗的情绪就消沉得厉害，经常一个人关起门来酗酒。
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高岗想到杭州见毛泽东，被毛泽东拒绝后，他就感到有点不妙。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党内征求意见，他逐字逐句看完后，突出的感觉是冲着他来的。全会上，他做了个不痛不痒的检讨，本以为可以应付过去，想不到讨论时不少人对他提出了批评，说他没有诚意，不认识错误，继续和党对抗，继续危害党的团结，甚至上纲上到搞阴谋活动，分裂党中央，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妈的，全是些墙头草，随风倒！”高岗从心里恶狠狠地骂道。
高岗、饶漱石的对抗态度，引起了刘少奇、周恩来的极大不满，他们及时报告了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传回话来：“公开揭露！”
七届四中全会是２月１０日结束的。２月１５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主持了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对高岗予以“公开揭露”。
座谈会召开的当天，周恩来安排高岗第二次作检讨，高岗的态度没有多少改变。与会者纷纷对他提出批评，并且开始揭发一些他搞地下活动的事实。
对召开这个座谈会，高岗本身就是抵触的。他想，既然已经召开了全会，既然自己已经在全会上做了检讨，为什么还要召开什么座谈会呢？这不分明是揪着不放吗？这不分明是要使自己威信扫地，要把自己往死里整吗？为此，他对刘少奇、周恩来恨之入骨。
林彪的态度，也使他深感失望。本来，他对林彪寄予了厚望。他知道林彪是同意和支持自己的，他原指望林彪到毛泽东面前告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状，向毛泽东力荐他当党的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但根据他掌握的情报，林彪没有这样做。当七届四中全会上他受到批评，这次又开他的座谈会时，他又指望林彪出来为他说话，林彪和毛泽东都在杭州，他们见面很方便嘛。可林彪又没有这样做。“林彪不够朋友，他是见死不救！”高岗对林彪的不满也达到了极点。
“人嘛，就这么回事，实用主义，有奶就是娘，弱肉强食，你争我夺，胜者王侯败者寇！”想到这里，高岗竟然纵声冷笑起来。
秘书闻声进来，见高岗满脸通红，一瓶酒已经见底，就上前劝道：“高主席，先休息一下吧，下午还要开会。”
高岗瞪起双眼：“开他妈的什么鸟会，还不是受围攻，挨批斗！”
秘书小心再劝：“大丈夫能屈能伸，先顶过去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
“不怕……不怕没柴烧！”高岗接过去说，“对，大丈夫……”
秘书听出高岗的舌头有点发硬，心想，看来喝多了。过去他的酒量很大，怎么今天一瓶就不行了？看来喝酒真是凭心情，就怕喝闷酒。
高岗并没有喝醉，他心里清楚得很。只是，他感到心里堵得慌，这几天的座谈会着实令他恼羞成怒。上午开会的情况，又一幕幕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当听到有人说他反党，他口气强硬地反驳说：“我没有反党，我就是对少奇同志有意见。反对少奇本人就是反党？我不这么看。我还是认为，少奇并不代表党，只有毛主席才代表党！”
有人马上指出：“你这是顽固坚持反党立场，继续分裂党中央！”
高岗继续争辩：“我承认我有自由主义，我承认我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不好，发展下去就会分裂党。但这个后果是客观上的，不是我主观故意的，也不是现在就有了的！”有人立即揭露高岗：“你不是自由主义的问题，也不是宗派主义的问题，是搞阴谋活动、地下活动、非组织活动的问题。不要避重就轻嘛！”
高岗竖起眉毛大声质问：“你们对我这么搞就对吗？符合四中全会精神吗？决议说要团结，要治病救人，不要夸大人的缺点、错误，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抓住不放，一棍子打死吗？”
有人随即接上去批判说：“决议是个整体，不能断章取义！决议说得很清楚，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斗争，给以严厉制裁，直至清除出党！”
此时的高岗，已经陷入了完全的孤立，成了众矢之的。没有人同情他，没有人替他说话，更没有人为他辩护。他说出一句，就被顶回一句。他说出一个观点，就会引来一阵批判。和过去听惯了奉承，看惯了笑脸，训惯了别人的境况相比，今天这个境况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这样唇枪舌剑地较量到后来，高岗突然一反常态，完全沉默下来了。他故做镇静而虚心地听着大家对他的批评揭露，那姿态，反而显得分外反常，分外可怕！……
高岗起身在室内来来回回地踱步，面色铁青，两眼喷火。走了一会儿，他又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两眼发起呆来。
他的脑海里在翻腾着政治斗争的风云。七届四中全会上几个重磅发言，又在狠狠敲击着他的心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