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藩始终认为，政治之改革，必须先有精神之改革。要改造社会，亦必须先改造教育。其一生事业，胥本此原则而行。最初颇用慷慨激烈之任侠精神，最后则用公诚道义之精神教育。”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考察了曾国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
“清朝自嘉庆以后，康、乾时全盘之光辉尽湮，其势力已自造极之巅逐渐下降。而道光朝一经鸦片战争，清廷之朽弱无能毕露。洪、杨革命乃乘之而起。当此内忧外患交迫之秋，有曾国藩出，以其高尚之道德，轩茂之文章，取服一时，而成其事业，使清廷不致亡于太平天国，致同治之中兴。虽苟延残喘，然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伟大人物，自有其不可磨灭之处也。
“要之其与太平天国之争，乃为文化而战，为宗教而战，亦为维人伦而战，其目的、其伟大岂仅在封毅勇侯谥文正公耶！”
建国初年，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被史家评价为“刽子手”。其论诸如：
“曾国藩是被满清付与大权的第一个汉人，因为他以血腥的手腕暂时扑灭了汉族人民的大反抗，暂时拯救了满清统治者的大危机。”
“当时的满清统治，内政则残暴贪污，外交则丧权卖国，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代为隐讳的。这样恶贯满盈的政府，人民还不该革命自救吗？曾国藩却坚决屠杀数千万革命人民，来保持这个万恶的满清政府，除了他的阶级贪暴性和汉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说明他和他所领导的一大群贼匪为什么必须这样做的原因。”
冯友兰近年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对曾国藩同太平天国的斗争赋予新的涵义，指出太平天国本质上是一场宗教革命。因此对曾国藩的评价问题提出不同于前述“刽子手”的看法。他认为：
“中国维新时代的主题是向西方学习，进步的人们都向西方学习，但不能倒过来说，凡向西方学习的都是进步的人们。这要具体地分析，要看他要学习的是什么。中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在和这个缺点的斗争中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全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是我对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它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大贡献。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在南京以西方的基督教为教义，以神权政治为动力，以太平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三位一体，力量雄厚。曾国藩以宋明道学为理论，以清朝政权为靠山，以湘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与太平天国的三位一体势均力敌。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从这一点说曾国藩是守旧的，他反对中国进步。笼统地说是这个样子，但分析起来看，守旧和进步是相对而言的。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说还是进步的。”
台湾、香港学者大多对曾国藩评价较高，认为其在历史进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苏同炳在其《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中评价道：
“曾国藩在他所生存的时代中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曾国藩虽然是清代末年的伟大人物，但他不是天才。他的成功，得力于他的勤学不懈与终生笃实践履。他的朋辈与僚属受到他的感化，人人以进德修养及负责尽职自期，所以才能团结众心，群策群力，夷平大难，转移风气。曾国藩的道德文章，即使不能说是千古以来所罕有，至少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人物。尤其是在道光咸丰以后，人心日偷，整个国家社会都有分崩离析之危险的时候，竟然能有曾国藩这样一个节行文章俱属卓荦不凡的人出来挽救国家危亡，转移社会风气，实在可说是国家与人民的福分……”
王尔敏这样评价曾国藩：
“曾国藩固亦如常人者，而其深厚之学识修养，坚贞之志节毅力，则远非常人所能及。曾国藩带兵日久，历经折磨，迭遭倾挤，无不逆来顺受，忍辱含垢。经过长期奋斗，终能建立大勋，功名盖世。此种坚苦贞定之毅力，实为曾氏过人之长。用于当日官场，乃最有效之适应方式。”
百余年来，史家蒋廷黻对曾氏之评价可谓最为公允详尽。他说：
“曾国藩是中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平心而论，曾国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可原谅的。第一，中国的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凭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满清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道、咸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朝确有中兴的气象。第三，他怕满清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中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绕环着，长期的内乱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满清，最大的理由在此。
“在维持满清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史的伟大贡献，我们至今还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
“现在我们要指出他守旧事业的流弊。湘军初起的时候，精神纪律均好，战斗力也高。后来人数多了，事业大了，湘军就退化了。收复南京以后，曾自己就承认湘军暮气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很多。足证中国治军的旧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军既充满了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所以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于此也可看出旧法子的毛病。”
百年来，后人并未忘记曾国藩，对其作出形形色色的评价。近些年来，社会上更是兴起一阵“曾国藩热”。这股热潮使曾国藩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曾国藩仿佛一位神秘的历史老人，让人对其充满了兴趣与迷思。
说不完，道不尽……
第一章治家
家情(1)
曾国藩的祖籍为湖南衡阳。曾家在清初最早迁到湖南湘乡的祖先（通常称为“始迁祖”）叫作曾孟学。曾孟学六世孙曾应贞（族中称为元吉公）生了六个儿子，其中第二个儿子曾辅臣便是曾国藩的高祖。曾辅臣娶妻蒋氏（继妻刘氏），二十一岁得独子曾竟希（曾国藩曾祖），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五十五岁时故去。
嘉庆十三年（1808年），曾竟希率全家十余口迁至湘乡县南百余里外的偏僻山村白杨坪。白杨坪即成为曾国藩的老家。曾竟希二子。曾国藩祖父曾玉屏（族中称其号为星冈公）是他第二个儿子。
曾玉屏生有三子。长子即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族中称其号为竹亭公），次子早卒，三子曾骥云未曾生育。
曾麟书生有四女五子。曾国藩为老二，上有一姐，下有四弟三妹，因最小的妹妹早夭，实际兄弟姐妹八人。
曾国藩在湖南衡阳的祖先数百年世代务农，没有显达之人。始迁湖南湘乡的曾孟学一支第六世上出了一个地主，即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元吉。曾元吉于清康熙乾隆年间勤劳致富，积聚了数千金产业，在衡阳青定塘、湘乡大界等地置有土地、室庐，人丁也相对兴旺。然同其他家庭一样，六个儿子长大后，曾元吉将田宅家产全都平均分给了他们。只留衡阳四十亩田作为养老送终之用。按惯例，每一个儿子分得的家产与其父所留养老产业的数量大致相等或略多一点。从曾元吉所留养老产业的数量，可知其诸子分得的家产不会太多，其经济状况各自重新归于中下等农民的水平。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曾元吉去世，他身后这四十亩田，由六房子孙“岁分其租以为常”，后改为祀产。嘉庆年间，在曾元吉之曾孙曾玉屏（曾辅臣之孙、曾竟希之子、曾国藩之祖）的积极主张和活动下，曾氏族长曾尊三、曾以彰召集族人，定议拿出一年应分的四十亩田租，于圳上置田十亩作为供曾元吉清明祭祀的公产。翌年，曾氏宗族又将曾元吉留下的靛塘湾四十亩田也“永为公祀田矣”。六房合置的十亩加上曾元吉身后的这四十亩，共五十亩公产，成为维系曾氏宗族祭祀助学等活动的经济基础。
如前述，曾元吉六子中的二子曾辅臣只有一个儿子曾竟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