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回敬说：“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
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找到严宏昌，叫他不要害怕，不要有思想顾虑："只要你们能搞到好吃的，我们也不要你们粮食，只要不再靠国家就好了。好好干，就做一个试点。”这下子，小岗人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1979年10月，秋高气爽。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算盘珠被人们拨得"噼噼啪啪"作响。检验小岗包干到户成果的时候到了。数字出来了，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年年"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小岗村，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
实践给小岗村的包干做出了响亮的回答。1980年1月，万里到小岗视察，挨家挨户逐个查清，对小岗的创举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包干到户是“马克思主义”：“今后，哪个再说你们是搞资本主义，这场官司交给我，我替你们打。”
万里首先在安徽支持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不胫而走。几乎是与此同时，四川省也大力支持责任制，制定了“四川十二条”，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四川的农业也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份，由此引起的责难也纷至沓来。当时，中央机关大报《人民日报》发表了读者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这给悄悄点燃的星星之火似乎泼了一盆冷水。从此，风云四起，议论纷纷。在中央各部委和各省领导人中，支持包干到户的屈指可数。江苏的一些地方对着安徽用大喇叭广播，并赫然醒目地刷出一幅幅类似“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的大标语。这大概是害怕“近墨者黑”吧。
在包产到户遇到重重阻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对农村的改革及时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80年5月31日，他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干到户的地方，搞了包干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早在自己第三次复出后，就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状况，对农村的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了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复出后不久，他在东北之行中多次谈到农村问题。他说，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邓小平对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提法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他评工记分，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
大寨是毛泽东在农业战线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是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学习的榜样。大寨的那些做法在当时被宣传为最具社会主义特征的，在那个年代，谁要说不学大寨，弄不好就会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渐渐拨开了阻碍农村改革的重重迷雾。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真正得以正名，是在1982年。这年1月1日，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到1982年底，80%的农户实行了大包干，1983年则上升到总数的93%，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布了5个有关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一步步将农村改革推向全国，引向深入，最终确立了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也推动了城市改革，在我国很快又形成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之势。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多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这般评价农村改革中涌现的乡镇企业。
江南春来早。1983年春节前夕的古城苏州，已是春意盎然，生机勃勃。2月6日，邓小平莅临苏州，考察苏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为决策全局提供经验和依据。在我国遭受3年暂时经济困难的时候，邓小平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曾到苏州进行视察。那是一个生产萎缩、市场萧条、商品匮乏、困难重重，人们都在勒紧腰带渡过难关的年月。他是为扭转国民经济暂时困难而来苏州考察的。而今，他顿觉苏州的变化真大。从人们红润的脸色、欢快的神情、多彩的服饰，从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菜场上应有尽有的副食，从新春佳节前夕，整个城市欢乐祥和的氛围，就可以感觉到这种变化是昔日无法比拟的。
4个多月前的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庄严通过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党在新时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党中央依据客观实际，审时度势，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就全国而言，到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呢？按照通常的说法，似乎基数越高，翻番越难。江苏是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苏州又是江苏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干部群众对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有什么想法？经济发达地区究竟有没有可能在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这是邓小平极为关心的问题。
2月7日下午，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如约来到南园宾馆新平房的会客室。邓小平听汇报时，说话不多，但言简意赅。
"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没有过多的客套和寒暄，谈话一开始，邓小平就直奔主题，双眼充满期待的目光。
"从江苏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自1976年至1982年，6年时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就翻了一番。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江苏的领导同志回答说。
"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邓小平问。苏州，工农业生产的基数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省前列，在国内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中具有代表性。解剖了这一只麻雀，有利于党中央把握全局，决策全局。“像苏州这样的地方，我们准备提前5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江苏的领导同志告诉邓小平。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不仅能够，而且可以提前实现翻两番！邓小平听得十分仔细，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和赞许。听了汇报，他的心里踏实了。他已经从苏州农村的发展看到了祖国广大农村的未来和希望，看到了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景。
"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邓小平抓住主题，继续发问。江苏的领导同志思考了一阵，回答说：江苏，特别是苏州，历来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州农村经济之所以出现新的飞跃，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技术进步。苏州农村劳动力原本文化素质较高，为了发展生产，各地还吸收了不少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的退休工人和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和知识的作用。有些老工人很有本事，请来工作所费不多，只是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就很乐意干，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往往是请来一位能人，就能建起或救活一个工厂。另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工业。
社、队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它的生产和经营机制显然引起了邓小平浓厚的兴趣。他神情专注，听得特别仔细。确实，社、队工业的崛起，对苏州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江苏的领导同志汇报说，祖祖辈辈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开辟出了一个新天地。千百年来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已经结束，“农民兄弟”跨进了“工人老大哥”的行列。他们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实行亦工亦农的制度。1982年，常熟、沙洲等6县社队工业总产值已达28.1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0．35％，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社队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农、副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装备等物质条件，这就是“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农、副、工三业协调发展。
"苏州社、队工业的成长和发展，"江苏的领导同志归纳说："归根结蒂，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