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材料的获得，资金的来源，到产品的销售，完全靠市场。因此可以说，是市场哺育了社、队工业。”
听到这里，邓小平深邃的目光显得格外明亮。市场问题是他思考已久的问题。他认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此时，他又听到了一番关于市场经济的议论。而且，苏州的实践已经证明，依靠市场，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生产得到了发展。
"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邓小平不容置疑地给市场经济下了一个精辟的结论。一个孕育已久的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在邓小平的头脑中越来越明晰。
苏州农村发展社、队工业的一套办法及其取得的成绩，是邓小平此行获得的一个重要信息，也得到了他的首肯。其直接结果是，第二年，中共中央专门为加快社、队工业的发展下发了正式文件，为这一新生事物正了名，撑了腰，为全国范围社队工业（后称乡镇企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毛泽东审时度势，把秋收起义部队带到了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最后胜利。当历史进入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首先选择农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突破并取得了成功后，邓小平果断决策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改革的重点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他说：“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去。”
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国有企业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积累了经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一种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与农民的家庭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为城市企业的资产国家所有制与企业的经营权的两权分离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农村的家庭多劳多得，为城市企业打破“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形式，而农村责任制激发的农民的劳动热情，树立了城市改革的信心。邓小平预计城市改革3至5年也能取得显著的成效，显然是被农村改革成就所鼓舞。
如果说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那么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是转移到城市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过，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全方位纵深发展，真正触动了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的主体部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更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奋斗目标。谁也没有料到，在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前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发生的一段插曲，奏响了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2000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这天上午会谈开始，在问题讨论到一半的时候，大平正芳突然发问："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对于大平提出的这个问题，邓小平没有马上回答，他陷入了沉思。一时会谈戛然而止，没有人说话，只有时钟在不停地摆动，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了邓小平的身上。
整整一分钟过去了。仅仅经过一分钟的思考，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影响中国今后几十年命运的设想。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金，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邓小平的解释使大平正芳获得了一个满意的答案，他满脸堆笑，连连点头：我明白了。他知道，向中国投资，可靠。
把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改为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小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小康”目标一经提出，立刻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后来，邓小平进一步将这个目标具体分解为两步：即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基本达到“小康”标准，人均达到800美元，这就是"翻两番"。很快，"翻两番"的小康目标就为全党所接受，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小康目标完全可能达到，农村的改革3年见成效，6年基本成功，解决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温饱问题，小康的第一步接近实现。实践促使邓小平思考更长远的发展规划。他说：“我们虽然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有责任提出那个时候的目标。”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在会谈中格拉称赞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邓小平回答说："我对一些外宾说过，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用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到21世纪的长远规则。在党的十三大上，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三步走"发展蓝图。而今，中国人民正朝着总设计师邓小平规划的蓝图发奋图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富裕之梦终将成为现实。
□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力主杀开一条血路为打开国门"练兵"。5年后，特区最尊贵的客人发现这里开始创造的是一个新的奇迹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打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政领导人很少出访的惯例，先后访问了8个国家。一度与世隔绝的中国开始与世界接触，中国人也随着邓小平出访的电视镜头逐渐了解世界。
出访新加坡时，邓小平了解到，这个面积只有587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30万，规模仅相当于上海1/10的国家，每年能吸引200多万外国游客，一年仅旅游收入就高达10亿美元。新加坡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十分注重加强对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利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到海外的机会，不断从国外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使经济迅速腾飞起来，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达的“四小龙”之一。邓小平十分赞赏新加坡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他了解到外商在新加坡设厂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处：一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二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带动了相关的服务行业，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邓小平决心把新加坡的这个“经”取走。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处于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有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1972年，中国政府曾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1974年外贸部的一篇文章也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同外国共同开发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搞联合经营，根本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国的贷款。”邓小平深深地感到：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还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关起门来搞不成现代化，中国的国门必须打开，不然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回国后，邓小平多次提出利用外资作为一项大政策来抓。1978年12月，"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正式写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利用外资的政策得以确立。
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利用外资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当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的一位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形，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感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邓小平的这个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我们就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分析广东的特点，提出广东的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
这年4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8字方针。在会议期间，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工作的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工作，提出一个设想和要求：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