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权，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中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当时与上级没有联系），谢、余等都帮助我做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被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
1932年5月，邓小平奉江西省委之命，从瑞金调往会昌担任县委书记。会昌和它南面的寻乌、安远两县是中央苏区的边沿地带，三县毗邻，地势险要，是江西南面的重要门户，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边区。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加强中央苏区的边区工作，更有效地粉碎敌人从南面进攻，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将会昌、寻乌、安远3县联成一个整体，在会昌的筠门岭建立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3县的革命斗争。1932年7月，在会、寻、安3县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是一个实干的人，也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凡是在他主持工作的地方，他都能迅速地打开局面，创造局面。从1932年到1933年，他在会昌这一区域的工作，彻底改变了会昌这一红区边沿地带的面貌，而且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说：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1933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指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部长，随即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给了我以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后不到10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外，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这个工作我一直干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沧桑几十载，弹指一挥间。1992年，距邓小平离开中央苏区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然而在邓小平的记忆中，当年苏区的斗争风云依然历历在目，苏区的干部、群众和一草一木都牵动着他的心。
是的，邓小平对江西是有感情的，他时刻关注着江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注着这片红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日新月异的变化。邓小平这次途经鹰潭市，已是他第三次来到江西东部这个新兴的城市了。如今的鹰潭市，已建成为全国重要的铜业生产基地和铁路交通枢纽，赣东大市场开始形成。以鹰潭特有的红石砌成的各式新楼房隐映在一片绿树丛中，使城市充满勃勃生机。沿着城边蜿蜒而过的信江，春水荡漾，粲如玉带。
望着鹰潭火车站的巨大变化，邓楠对邓小平说："您记得吧，我们以前也到过鹰潭，是从南昌用小车送来的，从鹰潭乘火车回北京。"她指的这个日子，就是1973年2月19日和20日。邓小平风趣地说，我有"三个专"：从北京到江西是用"专机"送来的；从鹰潭到北京是挂了一节车厢，“专车”送去的；在301医院住院，一个人住一层楼，也是一个"专"。邓小平谈笑风生，气氛轻松活跃，引得在场的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时间过得真快，邓小平在鹰潭火车站，一晃半个多钟头就过去了。他老人家没喝一口水，也没有坐下休息，在月台上时而信步，时而驻足，与毛致用、吴官正侃侃而谈。快分别时，毛致用、吴官正依依不舍，邓小平握手告别。列车一声长笛，驶出了鹰潭站，向上海方向疾驰而去。
春节前的上海，洋溢着一派繁荣与欢乐的景象。这是邓小平自1985年以来第5次与上海人民一起欢度春节。这是邓小平南方之行壮举的最后一站。前往车站迎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握着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说：上海人民欢迎您来过年并指导上海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微笑着说，我来过年，要看看南浦大桥，看看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
正月初四（2月7日），邓小平、杨尚昆来到了已经通车的南浦大桥。站在达50米高的桥面上，望着大桥雄姿，邓小平由衷地称赞说，南浦大桥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真伟大。他指指大桥横梁上镶着的“南浦大桥”4个大字，说：看来我为大桥题的字，没有给大桥丢丑。一语引起众人欢快的笑声。
2月初，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接到上级部门的一个电话通知：春节休息后有重要接待任务。一听，总经理陆德纯想：会是哪一位中央领导来呢？1月中旬，江泽民总书记刚刚视察了贝岭公司，还题过词，这次会不会是……
陆德纯想到了邓小平。不过，他也只是猜想而已。
2月10日这一天上午，天气虽然晴朗，但春寒料峭，最高气温只有摄氏7度。地处上海西南的漕河泾工业开发区，地势开阔，西北风长驱直入，显得格外寒冷。可是，在上海贝岭微电子公司，300多位员工的心中却是暖流涌动，因为此时他们已经知道小平同志要来自己的公司视察。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就像春风一样，吹遍了贝岭公司的每一个角落。
陆德纯早早地迎候在公司的大门口。他觉得最重要的准备，是要把生产搞好，把管理抓好，把员工队伍建设好。他有一个设想，今天小平同志来公司视察，不仅要让他老人家看到公司的最新技术成果，还要让他看到公司员工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9点15分，几辆面包车驶进了贝岭公司。车门开了，陆德纯迎上前去，握住了老人家温暖的手。
接待室是陆德纯临时安排的。因为公司会议厅还在建造之中，陆德纯决定把接待室放在硅片制造部。这里离主厂房较近，邓小平年纪大了，从这里去视察厂房、设备和生产情况，都比较方便。
在接待室里，陆德纯向邓小平汇报了公司的概况、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转让等情况。邓小平听得很认真，有的地方没有听清，还要向身旁担任“翻译”的女儿追问一句。邓小平和杨尚昆一边听，一边拿起加工好的硅片仔细察看。他们还饶有兴趣地看了12分钟介绍贝岭的录像，对公司的全貌和总体生产情况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超净化车间是邓小平视察的一个重点部门。这里的空气净化要求极高，严格规定每一个进入车间的人都要换净化工作服。陆德纯想，更换服装麻烦，且还要通过风淋通道，由高强度的清洁空气以清除所有进入者身上的灰尘——小平同志这么大年纪，万一被风吹感冒了怎么办？权衡再三，陆德纯最后决定，请邓小平通过过道观察窗来察看。
当时，陆德纯站在隔离观察窗旁边，向邓小平介绍：这个车间里面，是贝岭公司最重要的生产设备和调试检测仪器。这些装备，全部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其中关键设备大束流离子注入机，是经过国际巴统会批准首次进入中国的。如果没有它们，贝岭公司的高技术生产根本无从谈起。
听到这里，邓小平指着这些引进的先进设备，向周围陪同的同志发问道：“你们看，这些设备是姓‘资’还是姓‘社’？”吴邦国回答：“姓‘社’。”邓小平点了点头，意味深长地说：“它们姓‘社’。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技术、管理，拿来为我们社会主义所用，那就是姓‘社’了。”
接着，邓小平又为在场同志分析，前苏联原是一个经济技术发达的国家，由于闭关自守而导致落后，最后落得个国家解体的悲剧。他加重语气强调：“关键是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他鼓励大家，要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把门开得大一些。这时，卓琳轻声对陪同的同志说：“老爷子经常思考着改革开放的大问题。”
2月18日，正是中国人民传统的元宵节。晚上，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来到沉浸在节日气氛之中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由于公务缠身，邓小平已有几十年没有去过商店浏览购物。邓小平到来的喜讯此刻已传遍了整个商店，营业员们纷纷聚集在通道两旁，邓小平走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他亲切和蔼地向周围的群众点头微笑，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参观完了三楼的服装柜台，邓小平正准备走向电梯时，看见不远处有一只文具柜台，便信步走上前去，饶有兴致地看起了里面的文具。刚才受到接见的全国劳模、正在附近的马桂宁立即走过来当起了“临时营业员”。他热情地向邓小平一一介绍各种新款铅笔、圆珠笔和各式异型橡皮。邓小平女儿邓榕在一旁说：“您就买一点吧。”邓小平当即表示赞同，由女儿代付款十元买了四盒上海的名牌产品中华牌铅笔和四支口红形橡皮，准备送给孙子孙女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