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不是毫无道理，但也很容易说得过了份，错到另一边去了。艺术与游戏也许不能完全分开，可是难道艺术作品都是一样的？没有种类、品质之分？难道我们称之为伟大艺术的作品，也仅止于游戏取乐？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不是滥用文字，无所用心的嬉戏总不该称之为伟大。文学作品当然都给予读者乐趣，所以都可说是游戏；但是有些作品更给人美感，有些又让读者的感情可以放怀驰骋一番，这些都是可取的品质。除此之外，有些作品还能呼唤读者的理智与是非判断，要求他们的整个心灵起反应。对有能力的读者而言，这最后一种作品才是最惬意的吧？当年英国的文坛巨子阿诺德（Arnold）批评英国文学之父乔叟（Chaucer）对人生不够认真。他不是说乔叟毫无价值，也不是嫌他无可欣赏之处，只是觉得乔叟所写的宫廷文学作品——讲爱情的玫瑰故事，讲爱情的特洛鲁斯和克莉西荻，讲爱情为主的漂亮小诗，就是进香客故事也好——还欠缺些东西，我们阅读之时还不是以心灵整体来参预其事的，我们的理性与道德感都处于一种半休眠状态。什么作品是阿诺德完全惬意的呢？托尔斯泰的《安娜》（AnnaKarenina）是一本；我们看阿诺德的评论，便可看到一位最有程度的读者如何欣赏一位最了不起的作家。到了本世纪，阿诺德渐渐不时髦，可是世纪中叶又出了一位利未斯（F．R．Leavis）。他还是要强调道德感与对人生的关心。倘使要求“文以载道”要求得很专横，要限定每一首小诗与每一篇短文都探索人生意义，那当然不好；可是反过来说，倘使长篇说部也不认真关心人生问题，长篇成了个漫长而无所用心的嬉戏，那又怎能有力气，怎能吸引住有程度的读者？
注 释
(1)本文根据的版本是《金瓶梅词话》（日本大安一九六三版，依照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引文时，偶用康熙乙亥皋鹤堂张竹坡评点“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校正，并改用几个当今通用的新字——“每”改为“们”，“他”改为“她”，“的”改为“得”等——以利读者。
(2)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后来收在《读史札记》（三联书店，一九六一）。姚灵犀的《瓶外卮言》（天津书局民国廿九年版）也收了此文。（录入注：此注似无合适的对应位置，未解。）
(3)夏志清觉得小说的精华部份始于第九章，终于七十九章（即西门庆的死期）。见所著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Chin PingMei"，pp．169—170。
我的印象是，小说在第七回“薛嫂儿说娶孟玉楼，杨姑娘气骂张四舅”，已与《水浒》的味道很不同，因为一种很突出的讽刺文体已经出来了。（甚至早在西门庆潘金莲入马通奸时，“竹坡本”的叙述已比《水浒》进了一步，但“词话本”则依随《水浒》。）但那种在别的旧小说中罕见的真实生活的感觉，却要到廿回上下才浓郁起来，而第一个深刻的故事是廿二回出场的宋惠莲。
西门庆在七十九回死后，小说就松懈了。但正如徐梦湘（《关于的作者》）指出，作者并不是无意写完陈经济和春梅等故事的。潘金莲的死写得很有力；春梅的“重会月娘”、“游旧家池馆”、“yin luan丧生”等也很有意思，大概都是原先构想通的项目，只是动笔写时已没有劲了。陈经济则不知何故，从头到尾都得不到作者同情，所以一直没有一点深度。作者后来为什么没有劲了，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不是不能想象。创作的行动是个神秘难解的问题，作者写完一个角色或一个阶段后疲乏起来，这是很可能的事。
(4)当然还有别的谬误，如夏志清所指出的孝哥出家的年纪、西门托生的事（还有李瓶儿托生的事），但这些还不算太多。
(5)见所著“Sources of the Chin ping mei Asia Major NS 10．I（1963）。
(6)《金瓶梅》的版本问题，可参看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长泽规矩也（《の版本》附于东京东方书局所出《金瓶梅》日译本内）、韩南〔P．Hanan，“Textof the Chin Ping mei”，Asia Major NS 9．I（1962）〕等学者著述。
至于校本，我的管见以为应该以崇祯或康熙的本为基础，因为这两个差不多的版本文字比较好。（比方李瓶儿死前，潘道士来作法，万历“词话本”让读者觉得他真有超自然法力，但康熙“竹坡本”的叙述则表示他的法力是真假之间，而只用人的心理便能解释那些现象了。）民国廿一年山西发现万历本时，学者以为这是原刻本或早期刻本，并以为崇祯本源出于此，但后来韩南研究版本与任希之研究句法（JamesL. Wrenn, "Textual Method in Chinese with IllustrativeExamples"《清华学报》新六卷，民国五十六年），都以为万历本和崇祯康熙本分为两枝，而不是一脉相承的。
(7)《金瓶》当然也不是鼻祖；《西游记》已是了不起的讽刺文学。《西游记》之前，讽刺艺术在戏剧那边大抵已有相当发展。
(8)亦即irony。这字有人译为“反讽”。我个人对这固定译法有些存疑，因为irony的意义很多，诸如“表里不一”、“两种知识、了解之别”等等都不是“反讽”一语表达得出的。
(9)“贪嗔痴三毒”，依《大智度论》的解说，分别指贪婪，怒恨和愚昧无明，不肯接受佛理。本节所说李瓶儿的“痴”，却不仅是无明，还是我们日常说“痴心”（如谓“痴心女子”）的“痴”，意思是“爱恋得非常入迷与执着”。爱恋本来应该归入三毒中的“贪”，但道家把“贪嗔痴”改为“贪嗔痴爱”，似乎由此便生出了一般人说的“痴心”的含意。元杂剧中以渡脱为题材的常常都说“贪嗔痴爱”，《金瓶梅》的作者一定很熟知。
(10)这一段只见于万历“词话本”。崇祯“小说本”与康熙“竹坡本”改写为“有一个人家，先前恁地富贵，到后来煞甚凄凉……内中又有几个斗宠争强，迎奸卖俏的，起先好不妖娆妩媚，到后来也不免尸横灯影，血染空房”，这样把小说内容总结得更好，但潘金莲的启发性影响就看不见了。
(11)这当然都要看怎样给“三毒”下定义：我们这里是跟着一般的印象，视“贪”为物欲，视“痴”为“痴心”。若依大智度论的定义，则潘金莲三毒俱全，因为她色欲心重而且老想霸占丈夫，便是贪；她不受佛理，便是痴。
(12)《金瓶梅》之名，依王世贞作书报父仇之说，是王氏见金瓶供梅花而随便编造的（见清人顾公燮《消夏闲记》）。报父仇之说既属无稽，这故事也不必当真。
(13)(14)李希凡便持这种看法，见所著《和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李是当年与姚文元齐名（“南姚北李”）的文艺理论领导人，他的意见在大陆一定是主流。
(15)依佛家“贪嗔痴”的三分法，色欲也应放入“贪”的名下。
(16)我们可以在这里说说《金瓶梅》是不是淫书的问题。这问题本身并不难解决，我们只需给“淫书”下个界说：假使说提及性事的就是淫书，则《金瓶》自然脱不了身；但假使我们采取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界说，认为淫书是写来挑逗读者的情欲的，其他写作目的并不存在或不重要，那么，《金瓶》之不是淫书，也同样的明显而无可置疑。
《金瓶》中猥亵的文字不少，是由于作者爱用色欲来表达人的性格上的弱点与内心的罪恶根源；比方庞春梅和宋惠莲性格上各有弱点，结果各有淫行；李瓶儿的痴爱心重，也不免于乱，终死于下体的疾病；潘金莲嗔怒害人，自种祸根，然而直接致死之因却是对武松动了色心。这样以情欲来表现人性的概念，与一些当今的西方作家不谋而合。国人过去不从这里着眼，于是一口咬定《金瓶》是淫书。
其实这本书与一般淫书有许多明显与重大的不同处。首先，床笫间事占全书文字不到百分之一，而且对于有程度读者而言，这些节段并不是最精采最重要的部分。那本甚受西方注意的、据说是李渔写的《肉蒲团》，还有据说是高明写的《灯草和尚》，若把淫猥处删去，就不成书了；但洁本的《金瓶》，就如洁本的莎翁戏剧，还是很完整好看的作品。淫书不会放过描述房事机会的，《金瓶》却经常放过。
今日的读者或因见书中有许多淫具与行房姿式，便以为作者对这些东西兴趣很大，其实这些东西必定都是晚明社会上的家常。明末清初淫书春画之盛，现在还有许多证据，我们即使见不到这些书画，起码也能在各种书目——孙楷第等学者的，以及清代历次禁毁的——中得见一斑。
《金瓶》写性事的特色是平铺直叙，往往不甚具挑逗性。有些很挑逗的节段是从别的作品中搬来的，例如西门和金莲入马通奸的一大段是《水浒》的遗产，荒唐的《大闹葡萄架》则部分来自《如意君传》（参看P．Hanan，"Sourcesof the Chin Ping mei" Asia Major NS书中其他的奸情，大多数都没有一般淫书那种大欲得偿的惊喜之感——由于作者不用那种语调，也由于书中人物往往都不那么专注于性事，而是在别处用心，想这想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