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于是把故事改了，让那奸夫逍遥法外，而报仇的兄弟却陷身缧绁。这一番改动使人想到费尔丁（Fielding）嘲讽理察逊（Richardson），但这还是浅一层的批评；更深一层，他认为《水浒》中的“大英雄”与“奸夫”、“淫妇”、“坏蛋”等观念都是既肤浅又虚伪，读者浸淫这种文学之中，不知何日方才得见人生真象，何日方能得救。我们在前面分析过，在他的笔下，武松显出是个可怕、甚至可鄙的人，他虚荣残忍，爱心与同情一点也没有。潘金莲呢，作者把她的欲念与激情尽量发挥，到后来读者便了解到人心里的嗔恶与欲情是何等的恐怖。至于西门庆，这个《水浒传》读者不住唾骂的坏蛋，作者把他改写出来。我们细细一看，原来跟我们自己是很相象的——象得令大陆上李希凡等批评家破口大骂，骂作者好把一个坏人写得这么好。其实作者何尝赞美过西门一句？他不过是让我们看见，这个所谓的“坏人”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那么的自然，我们一般人若有机会与胆量便也会做这些事。因为欲望是与生俱来的，操守却不是。他还告诉我们西门是一个多么“正常”的人，这人爱他的子女，也爱妻妾与朋友。这样，我们便完全失却了优越感。而且了解到这些天性与自然之情实在未能把人从罪业中救赎出来。
另一方面，《金瓶梅》也用这种模拟的方法嘲讽那些“黄粱梦”主题的作品；所以我们发现这小说的布局来自“一场春梦”。然而故事主体却不是个梦，作者大概在心里说，天下间那有这么有条理的梦？而且，情的根深，理的力薄。如果和尚道士讲三毒的道理未能救渡世人，象马致远在《黄粱梦》里头用曲子来唱一唱，又能好到那里去？他于是把“黄粱梦”变成一件真事，让《水浒传》里的西门庆逃过了武松的凶刀。多活了几年的命，并得到许多机会去了解人生：听了许多劝谏和故事，受过几场惊恐，见过不少的人丧生，内中有他最亲最爱的人。最后，他告诉读者说，西门庆还是不懂得悔悟。
作者虽然从模拟嘲讽《水浒传》和《黄粱梦》已经得到了小说的大体内容结构和主要人物，但整个故事怎么叙述呢？情节如何安排呢？作者创作的重要工具，是观看“艾朗尼”（Irony）的目光。他喜欢留意同一事物的多重面相与多种意义，留意其间相歧之处，并把世人浅见所看得到的与所看不到的作一番比较。这样，故事的情节就源源不绝而来了。比方说，西门庆这无德之人，被武松杀死好不好？不好，因为这不现实，而且显得他没运气；于是武松杀他不成而反遭流放他乡，而西门过了几年很发达的日子，在运气方面是无可埋怨了，结果呢，还是不得好死，因为他成了欲的奴隶，给贪心（包括色心）折磨得不成人形。眼看着已攒下的偌大一份家业，心里想着尚未到手的钱财和女色，喘着气，劳顿而死。潘金莲要不要给武松杀掉呢？可以的，可以让她有《水浒》中的下场，可是自杀比较有意思。武松是要杀人的，问题只在于潘金莲过了西门大官人的门后，还会不会落入这凶都头的手里。如果是武侠小说，武松可以施展轻功飞越围墙去杀她，可是《金瓶梅》的文体不是这样的。潘金莲是自己把自己赶上绝路，她尽管天生聪明，可是嗔恶之心太重，终于不见容于月娘，被卖了出去；这还不止，武松来到之时，假说要娶她为妻，而她这个专事色诱的人这时竟中了色诱之计。在马致远的《黄粱梦》中，吕洞宾的子女是在跟随他流放的途中被一个凶蛮的人扔进山涧而丧命的，这时吕洞宾束手无策，只能眼巴巴的哀号；《金瓶梅》就不同了，官哥儿夭折之时，西门庆的权势如日中天。官哥是独子，西门、瓶儿、月娘都宠爱他，可是在富贵人家的金银珠翠之中，他竟牺牲在成年人的愚昧与狠毒之下，甚至在被害之前，也受尽了意想不到——然而完全可信——的折磨。吕洞宾的妻子背弃而陷害他，西门庆的呢？他的妻吴月娘是很贞节的，他的妾虽无行，却都没有舍他而另取别人之心，但她们大家放纵三毒，使他的生活更糜烂，他死后，除了月娘，众妾一哄而散，怎样来的便怎样去了。密麻麻的因果之网笼络着整本小说，这种报应的道理也是佛家讲了千百年的，但是过去的和尚从没有说得这么生动。因为从没有人象作者这么擅长观察大千世界中种种矛盾复杂与相歧。报应并没有意志，并没有拟人化的神明在裁判与处分，但它自有它的逻辑，它在我们未想到之处便已作用起来。那个小妓女郑爱月儿最初是给西门庆难为过的，因为她不肯到西门府上来陪酒，后来引得西门劳累致死的便是她，是她蓄意报仇么？不是的，她既然来服侍西门了，就想取悦这个色鬼，好在他身上多挣几两银子，于是她把自己在各家宅弹唱时所见到的妍丽眷女—一报告给他，投其所好。
作者的另一大笔艺术资本，是他异乎寻常的生命力。我们在第三章谈写实艺术时说过，他觉得他周遭当时当地的世界，五光十色，林林总总，处处都足以动人。非常值得写，所以他能写实，拿着晚明山东某个土财主的生活便能一口气结结实实地写上几十万字。若不是前述擅观歧义的目力与这超凡的生命力，这本劝世的书早就拿了去覆瓿，不会传世而让读者一看再看。作者笔下的百十个大小人物，没有一个是肤浅单调的概念化人物，原因是他对人性存着一股极强烈的好奇，一般世俗浅见不能令他满足。本书把饮食男女这两种“人之大欲”讲了很多，尤其是饮食，可说是这小说的特色。经过弗洛依德的开导，我们今天大致都相信性欲是创造的泉源。许多大作家那种迫不及待与不能止息的文体也似乎在证实这信念；但《金瓶梅》对这个尘世的眷恋，欲使人猜想，作者的创作也许还不仅只是性欲推动的。
据说有些书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金瓶梅》可是说不上。这本书不是什么人都合看的。很年轻的人肯定是不宜阅读，因为一则他们血气方刚，看到书中男女之事，不免有过激的反应，于是不能心平气和来读；二则这本书与真实人生一样琐碎，而年轻人对琐碎最难忍耐。到年纪稍长，血气沉下一些而耐心增长一些了，便渐能欣赏这本书。最先受到赏识的大概会是书中风趣之处；其次是书中的人与事是如何的真实与生动。这是过去一些文学史家也指出了的（二十二）。等到看得再仔细些，而且肯谅解而不究书中瑕疵，就会看到作者的热情、好奇与见识，以及本篇所细论的各点，这时我们就会说，这书不仅真实生动，而且深刻有力。
《金瓶梅》是一本小说家的小说。一般青年人虽然不适宜读这书，可是小说家却应当人手一册。认真研究中国小说的人也不能忽略了它，因为它是小说史上的里程碑，《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都从这里学到写作方法。作者的感受力与创造力，他把家常的砂砾点化成艺术的金子的能力，是小说家都要赞叹，都可以仿效而且从中得到灵感的。近年常有人教导从《红楼梦》学写作，他们不知道《红楼》有两部分，较大的一部分是大观园的裙钗，这是浪漫戏曲的移植，不能学来写小说的；另一部分是王熙凤、刘姥姥等大观园外的人与事，这些是可以学的，不过这些正是从《金瓶》处学来的，（写得比《金瓶》整洁，但往往矫揉做作，在深度气力方面远逊了）。
《金瓶》中对人生的认真态度，尤其值得学效。把“人应当怎样生活？”当作一个中心课题，这种态度，在中国文学里是很须要树立起来。新文学运动以来，“为人生而文学”以及“写实文学”的大纛都有人揭橥过，可惜这些口号落实得不甚顺利，含义也容易走了样。比方“写实”便往往以有没有丰富生动的细节来评定，于是大家一窝蜂叫《水浒》与《红楼》做伟大的写实作品，完全忘记了这两本书的精神都不是写实的。“为人生而艺术”本是与“为艺术而艺术”对立的，可是后来又出了“为革命而艺术”的口号，而“为艺术而艺术”也可以改口叫成“艺术指导人生”。于是在夹缝中间的“为人生而艺术”就既不鲜明也不响亮了。归根究底，认真探讨人生的态度，在中国的小说戏剧传统中没有基础，因为新文学中没有几本好作品来支持，旧文学中又少见这种态度。国人从前重视的是诗与文，小说戏剧这些“小道”只是游戏，所以作者是可以一厢情愿把人生真实任意删增的，如果他们把生活拿来当作山水花鸟一般吟哦欣赏，便算是很尊重的了。他们觉得除了言志的诗与论道处事的文之外，文学的最高目的不过是抒情；所以在他们的作品里，最后怨叹的权利一定保留着，真正的悲剧是找不到的。
说起来，我国古典小说中也有“为艺术而艺术”与“为行动而艺术”的作品，那就是纵情的《红楼》与煽动的《水浒》，两书都广为读者喜爱。近年来《水浒》在大陆上备受谴责，但那是政治问题，不是艺术原因；《红楼梦》的情形更有趣。尽管小说在描绘表彰些纵情放任的人，而且怀恋剥削阶层脱离生产的生活，可是共党内外都有批评家说作者是反封建的革命家。和这两书相比，探索人生的《金瓶梅》受到的赞美很少，诟骂很多，而且骂的主要理由还不是“色情”。可见“为人生而艺术”的道路是比较艰难的。有人说艺术的本质是游戏，若太强调认真，太坚持“文以载道”的原则，自由创造的精神就会受到窒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