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令很多外国人都难以理解。在街上，一个日本女孩傍着黑人的场景并不少见。在涩谷等地还有那种黑人音乐风格的酒吧，里面挤满了日本女孩和黑人，有的跳完一支舞，就去了情人旅馆。更有趣的是，在录像带出租店里，专门有日本女性和黑人的色情录像带，有的摄制组还带上漂亮可爱的色情女星到海外找黑人拍片。这种心态很有意思。
作为日本人配偶，黑人们在签证上绝不发愁，在行为上也就无所顾忌。
经过这次事件以后，我想我应该正面跟铃木求教了。于是我打了他的电话，约他出来，和他说了对这些不速之客的担忧。
铃木听完我的控诉，笑了笑：“没办法。”
“他们不守规矩不行啊。”
“别说我没办法，就是上头也拿他们没办法。”
这些平日里威风得很的黑社会，居然也拿十多个外国人没有办法？
铃木点头说：“我们的人找他们谈过，要他们一是要守规矩，二是要交保护费。他们同意交一点钱，但说不懂什么规矩。别说你有意见，我们下面的小兄弟们都被气死了。可你想怎么样？杀他们一个？太不值得。吓唬他们，他们又不怕。所以我说没办法。”
原来黑社会也有对付不了的滚刀肉。
既然黑社会都管不了他们，我也只好忍耐了。不过这帮家伙实在是目中无人，一见到你身边有客人，马上就凑过来。这天，和我讲好条件的客人被他们抢了去，我终于忍不住了，骂道：“浑蛋！”那个黑人听到了，转过身来没有回骂，突然用他那如同打了鞋油般光亮的脑袋向我脸上顶过来。
“咔”的一声，我的脑袋受到重击，眼冒金星，一股温热的黏稠液体立即滑过嘴唇，嘴里也充满了甜腥的鲜血味道。等我睁开眼，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手上全是血迹，地上也斑斑点点，周围站了十多个人看着我，黑人早已不知去向。我马上打电话给托尼和杜伟，他们两人一看到就火了：“谁干的？”
“那帮黑人！”
“我操他妈的！”杜伟抡起袖子，眉毛直竖，好像要找他们去拼命。我急忙拦住他：“以后再说，先带我去医院。”
托尼也赶忙给我先止血。
等久美子来到医院时，我已经躺在病床上，血止住了。久美子握着我的手，抽泣起来。
“没事。”我安慰她，可是鼻子仍疼得很厉害。据医生说，我的鼻梁骨被撞得有点移位，但并无大碍。
我在医院休息了三天，还做了脑震荡等多项检查，总算顺利出院了，不过，在两星期内，我必须带上一个固定鼻子的黑色面罩，就像我小时候在电影《佐罗》里看到的侠客面具。儿子看到爸爸变成了这个样子，还不大懂事的他竟然被吓呆了。我装出的声音，跑到他的跟前，逗他玩，小孩毕竟是玩心重，看着我给他做各种鬼脸，终于笑了。
我重新回到歌舞伎町，原来认识我的人都过来询问我的伤势。一个中国小姐被我吓了一跳：“你不是要去参加假面舞会吧？”我做了个邀请她的手势，她咯咯笑起来，但我却不能笑，否则就会疼得想哭。
我受伤的消息，铃木很快就知道了。或许他觉得必须要为我出面说话，于是便安排了我和打伤我的黑人的见面。见面之前，他已经和我讲清楚了。如果我要医疗费和赔偿的话，黑人一般不愿给；如果我放弃这些要求，黑人可以向我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找我的麻烦。我想了想，也只好接受后一条。他拒不赔偿，我也没更好的解决之道。只要他们以后能收敛，我就很满足了。在这个世界上，安全地生存是第一要务，我不会为了一种意气之争而冒险。假如他们付给我赔偿，以后就会把我视为敌人，那我就得面对更大的风险。要知道，那可是一群不懂道理的浑人。
铃木和一个叫长谷川的同伙陪着我，和那个叫拉蒂的黑人见了面。那家伙面无表情地说了句“对不起”，和我握了下手。长谷川说：“以后你和李君要搞好关系，别惹麻烦。”他心不在焉似的说：“OK。”谈判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
在那以后，他们对我的态度略有好转，至少不再来拦截我的客人了。
不过，他们和日本黑社会的矛盾却在加剧。过了半个月，我可以摘下面具了，有一天，看到几十名日本黑社会成员拎着练习剑道的木刀和棒球棍，气势汹汹地走来。难道又是大游行？不像。有人掏出照相机，走到每个黑人面前“喀嚓”，将他们的照片拍摄下来，一连拍下了在歌舞伎町街上的所有黑人。我也没搞明白他们要干什么，那些黑人更是一头雾水，在被拍照的瞬间，个个僵在那儿。我想，这也许是日本人的一种威慑手段？
在一个下着雨的傍晚，我正撑着伞在一番街上招呼客人。突然，两个日本人开着一辆小货车朝着站在酒吧前的几名黑人冲了过去，旁边的路人发出了尖叫，那几个黑人反应还算敏捷，躲开了汽车。但汽车正撞在了酒吧的大门上，“轰”的一声巨响，两扇门都变了形，玻璃四溅。肇事的日本人随即倒车逃跑，几个黑人竟在震惊中没有缓过神来。
杜伟可能听到了风声，马上打电话问我：“李哥，你没事吧？”
第十四章 这里是江湖(3)
我悄声跟他说：“没事。是日本人在教训黑人。”
“他奶奶的这些死黑鬼，早该有人整整他们了。”电话那方传来了爽快的笑声。
这个事件可以说给了他们一个教训，他们也意识到了这里毕竟是日本人的本土，如果要胡来的话，把对方惹火了只会两败俱伤。从那以后，黑人们的态度收敛了许多。
现在假若仔细地看我的脸部，你会发现鼻子略微有些偏右。这就是黑人留给我的伤痕。不过，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那些黑人见到我已经开始嘻嘻哈哈地打招呼了。说到底，大家都是为了赚钱谋生。
黑人事件渐渐平息以后，突然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杜伟的女朋友在一次警察的搜查当中，被查出使用的是过期签证，结果被遣送回国了。于是，杜伟就真正面临着去留的问题了。他来找我，陪着我一杯一杯地喝啤酒，亮着嗓子说话：“李哥，说心里话，我真佩服你！一个人在歌舞伎町这种烂地方混到现在这个地位，实在是难为你了。”
我笑了，呷了口啤酒：“要在日本立足的确很难。现在我还有老婆孩子要顾，不努力不行啊。”
“李哥，在心里边，我真把你当哥看。你真是挺照顾我的。可我那……”
“没事。人海茫茫，能遇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人不容易。你回国吧！到时候，我一定去喝你们的喜酒！”我拍着他的肩膀。
杜伟走了，我送他去的机场。不过，我的人手一下子又少了一个。我想我还是必须再招聘了。
春天快要结束了。一个夜晚，“歪脖”金东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当时，我正和托尼站在中央大街上说着话，一个邋邋遢遢的小个子男人走过来，怯生生地和我搭话。
“你是李先生吧？”
不知是先天性的，抑或仅仅是习惯性的动作而已，这个男人的脖子有点向右偏。由于后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不好，所以我在心里就称他为“歪脖”。
“你还记得我吗？”
我对他没有任何印象：“抱歉。我记不得在哪里见过你了。”
“啊！是这样。”
那男人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
“这是去年我来歌舞伎町时李先生给我的。”
原来是我的名片。我每天要接待那么多不同的客人，成千上万的人潮中，很难记住只是匆匆一面的某张顾客的脸。
“我今天来找李先生是有件事想商量。”
不会是找我借钱来的吧！我有点警惕。因为有时会有些莫名其妙的同胞走上前来问我借钱。
“我找你是想问你，能不能让我也跟你一起干？看到你穿这么讲究的衣服，这工作一定挣钱不少。我会拼命努力的，你让我怎么做都行。如果必要的话，让我当男招待都行。”
听到最后的这句，我心里不禁暗骂：简直是个脑子有毛病的家伙。他把我们的工作想成什么了？站在一边的托尼忍不住了，本来在我和别人说话时，他一般不会随便发表意见的，这回却插了话：“当男招待？就凭你这张脸？”
那男人本来态度很谦恭，却很快地瞪了托尼一眼，但很快就低下头去。我不愿得罪一位陌生人，便笑着说道：“对不起！对不起！他是跟你开玩笑的。我想问问，你了解我的工作性质吗？”
我紧盯着他的眼睛。
“不是拉皮条吗？”
“我的工作不是单纯的拉皮条，而是导游。”
我纠正了他的话，然后把工作性质和内容简单向他说明了一下。然后问他：“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现在非常缺钱用，拜托了！帮帮我吧！”
“我问你是哪里的人？”
“我是南京人。求你了！”
男人一再恳求我，并继续说：“真的求你帮帮我。如果需要的话，让我加入黑社会都行。”
“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这样吧！让我考虑考虑。明天你再来吧！”
听了我的话，他深深地鞠了一个日本躬，然后走了。
等他的身影消失后，我问托尼对他的看法。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托尼立即回答：“这家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