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伦堡是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重镇，位于印度与尼泊尔、锡金、不丹王国的边境地区，距中国西藏亚东县甚近，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早在英印时期，印度就将噶伦堡作为十三世达赖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基地。在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时，原西藏地方的代理藏王鲁康娃和罗桑扎西就策动一部分反动分子逃往印度，以噶伦堡为据点，策划指挥西康地区的西藏叛乱分子阴谋反对祖国的活动。叛乱分子在西康军民的打击下，一部分又逃往噶伦堡，他们麇集在一起进行分裂祖国的背叛活动。1956年11月，十四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应印度政府邀请前往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印度政府将此视为策动达赖决心走上“西藏独立”道路的天赐良机，为此，印度政府在接待达赖和班禅时采取了“尽量施加影响”和“区别高低上下”的作法，突出宣传十四世达赖，抬高达赖的地位，有意在达赖和班禅之间制造矛盾。达赖滞留印度期间，印度当局还指使逃往印度的西藏亲印分子策动达赖留住印度，组织流亡政府，并策划派人潜回拉萨鼓动叛乱。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1月27日和28日两次同达赖谈话时都指出，西藏和中国签订协议承认西藏属于中国，但如果中国超出协议范围，西藏有困难时，印度将帮助西藏，尼赫鲁的谈话，有意把西藏放在与中国中央政府对立的位置，公开煽动制造“困难”，以制造印度进行干预的借口。这对那些阴谋搞“西藏独立”的反动势力是一种鼓动及配合。周恩来总理1956年11月和1957年1月两次访问印度，就西藏问题同印度尼赫鲁总理交换了意见，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的立场和中国政府在处理西藏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关于中国西藏地方自治问题，周恩来总理表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愿意保持西藏自治，并支持达赖为领袖，但如果外来颠覆活动不停止，中国有必要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周恩来总理提请印方注意，噶伦堡已被美国和其他国家利用作为国际间谍的据点，对中国西藏进行渗透破坏等活动。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使印度拉拢达赖的行动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新德里，周恩来总理同达赖进行了极为重要的谈话。周恩来总理指出，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根本不谈改革，六年以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拉萨有些与“人民会议”分子有关的人总想搞乱子，三大寺也有其想法。这些人的活动受到噶伦堡方面的支持，想搞“独立”，使西藏脱离中国，这是叛国的行为。周恩来总理最后说：“毛主席希望达赖早日回去，不去噶伦堡，到那里对你不利”①。周恩来总理对达赖的谈话，晓以大义，鼓励其摆脱反动分子的胁迫，迅速回到祖国。在周恩来总理的教育下，达赖一行终于在1957年2月返回祖国，使印度变西藏为其“保护国”的企图再次受挫。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后，印度政府对中国西藏的政策并没有丝毫变化，仍然抱着“缓冲国”的企图不放，进一步制造舆论，煽动反华情绪，为西藏叛乱分子张目，甚至为叛乱者出谋划策。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潘特旱在1956年就以视察印度驻西藏商务代表处和总领事馆为名，两次来西藏活动，煽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搞所谓“西藏独立”。在印度当局的允许下，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频繁与美。英等国特务接触。1958年叛乱分子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在噶伦堡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佛教协会”等反动组织，作为武装叛乱活动的指挥部。7月，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指出，美蒋特务及西藏反动分子等以噶伦堡为基地，策划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要求印度政府予以取缔。而印度的一些扩张分子却大肆叫嚷“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印度同西藏是母子关系”，为西藏反动分子撑腰打气。1959年2月，印度的一些报纸就开始散布许多西藏将要发生叛乱的言论。
1959年3月10日，西藏叛乱分子中的12名“代表”，到印度驻拉萨领事馆，表明西藏是“独立国”，要求印度给予“保护”。印度领事馆竟然公开接见这些叛乱代表，收下他们的“独立声明”，并答应转告印度政府，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的言行严重地干涉了中国内政。3月13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然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通过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电台，给逃往噶伦堡的原噶厦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发去密电：“噶伦堡夏格巴转西藏幸福事业会全体，藏历二月一日（3月10日）西藏独立国已成立，请向大家宣布。”3月14日，在拉萨有近千名被欺骗蒙蔽的藏族妇女到印度领事馆请愿，要求印度支持，保护“西藏独立”。印度驻拉萨的领事馆又一次答应转告其政府，并借机进行煽动，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3月16日，叛乱集团再次通过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给噶伦堡的反动组织发去密电，声称2月1日西藏已经宣布从汉人红色共产党的强权之下起而成立独立国家，请向印度政府求其支持。印度政府竟置中印两国在1954年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于不顾，利用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身分，为西藏叛乱分子出谋划策，传递信息，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践踏。西藏反动上层分裂活动十分嚣张，使事态愈演愈烈。1959年3月20日终于在西藏发动了旨在“西藏独立”的全面武装叛乱。
在西藏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前的3月17日，达赖喇嘛及其随员逃离拉萨前往印度。3月31日，达赖一行经西藏错那县沙则进入印度控制区的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在印度人民院发表讲话，他说“印度政府给予达赖喇嘛政治避难”，“达赖在印度期间将获得尊敬的待遇”。达赖抵印度境内后，印度当局待之为上宾，外交部派遣曾在拉萨担任过总领事的司长梅农前往印占区迎接，并一直陪同达赖到新德里。英国驻印度记者报道说，西藏叛乱分子劫持达赖逃往印度，“印度政府曾帮助策划”，并且还有一个带无线电台的“印度报务员跟着这个逃亡队伍一起去的”。3月17日至4月27日，在1个多月时间里，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连续7次在印度议会上侈谈西藏问题，多次表示同情“西藏人的自治愿望”，反对“中国的武装干涉”。3月13日，尼赫鲁接见了以西藏叛乱分子鲁康娃·泽旺饶登为首的“代表团”。这伙叛乱分子聚集在尼赫鲁住宅的花园里，向尼赫鲁提出了一项“备忘录”，要求印度更积极地关心西藏，保证达赖的安全，并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事后鲁康娃·泽旺饶登向报界说，他们对同尼赫鲁的会谈感到满意。4月5日，尼赫鲁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西藏将深深打动我的心弦”，“我们对于那里发生的事情，对于那里出现的政治发展显然是关切的和感兴趣的。我们不能忽视它们，遗忘它们或者不顾它们”②。尼赫鲁“感兴趣”的是西藏终于发生了旨在谋求“西藏独立”的全面武装叛乱，他希望这种叛乱行动最终能够影响西藏的政治进程朝着有利于印度的方向发展。达赖一行于4月18日抵达印度提斯浦尔（即迪斯布尔）的当天，即由印度外交官散发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声明以第三人称的手法诬蔑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政策。新华社记者在4月20日的评论中指出，达赖这个声明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而是别人强加于达赖喇嘛的。印度的舆论界也指出，达赖喇嘛的声明并不是达赖自己写的，达赖喇嘛没有理由不可以亲自向报界发表声明，而要一个印度外交官向外界散发他的声明。《印度新闻社》4月20日发表评论说：“有人臆测，达赖喇嘛没有亲自在提斯浦尔向报界发表声明，那是因为他是神圣的。看来这种臆测相当靠不住，因为甚至他在拉萨过帝王一样显赫生活的时候，他也接见外国记者。”印度《思潮》周刊透露说，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尼赫鲁授意梅农起草的。许多国家通讯社提供的大量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其中路透社记者法列尔在报道中说：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达赖在同尼赫鲁总理的使节梅农在邦迪拉举行了若干次长时间的会谈以后拟定的”。4月22日，达赖被印度当局安排住在穆索里后，又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否认在迪斯布尔由印度外交官散发的声明是别人强加于他的，而是在他的“授权下发表的”。但印度外交官梅农在同一天仍坚持说，“毫无疑问，声明是达赖喇嘛写的”。印度政府欲盖弥彰，反而更加暴露了其拙劣伎俩。4月24日，尼赫鲁前往穆索里会见达赖，同达赖就西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此后达赖被送到新德里印度政府的迎宾馆海得拉巴大厦居住，其间达赖会见了印度政府要员，并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外交使节广泛进行接触。
尼赫鲁于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就西藏问题发表讲话，充分地暴露了他和他的政府在西藏地方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中所起的作用。尼赫鲁说：西藏的叛乱如果“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层反动分子负责，看来这种说法是把一种复杂的情况异乎寻常地简单化了。”“这个暴乱的基础一定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影响着上层阶级的人，而且影响着其他人。”“当这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的消息传到印度来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强烈的普遍的反应”，“这种反应主要是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