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美国对印度反华活动的支持和援助，是以印度反华为筹码的，印度反华调子越高越凶，给予的援助也就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从1959下半年到1961年底，即印度政府掀起大规模反华活动以来，美国给印度的援助近41亿美元，比1959年以前增加了一倍。
苏联也利用中印边界问题大作文章，公开偏袒印度，指责中国，在国际反华大合唱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分歧。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要中国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在军事和外交上受制于苏联、服从苏联全球战略的需要。这就使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中苏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不屈服于苏共的压力，它便乘人之危，不顾两国的各项协议和中国在经济上的暂时困难，逼中国偿还抗美援朝期间用于购买武器的债务，片面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和军事科技的各项协议，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使中国经济、国防建设蒙受巨大损失。同时，苏联政府指使军队不断在中苏边界上制造事端，侵占争议地区，大搞颠覆破坏活动。并在1962年5月煽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6万多边民外逃，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苏联这些背信弃义的行为，在客观上配合了印度推行的对华政治、军事政策。中印边界问题也是中苏之间的重要原则性分歧之一。在印度扩张主义的威胁之下，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完全正义的行动。然而苏联却对此持否定态度。当时，苏联正热衷于推行“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路线，因而要求中国不仅要对美国妥协，而且也要对印度让步，以免影响赫鲁晓夫即将开始的美国之行。苏联不听中国方面的多次解释和劝告，于1959年9月9日发表了关于“朗久事件”的声明，公开暴露了中苏之间的分歧，“空喀山口”事件后。1959年11月7日赫鲁晓夫在同印度《新世纪》周刊记者的谈话中，引用苏联同伊朗解决边界问题的例子，说“对于像苏联这样的国家来说，几公里算得了什么。”①暗示中国应该放弃自己的领土，以满足印度的要求。1960年2月6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中说：“以为印度这样一个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远比中国软弱的国家真的会妄想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进行侵略，那是完全不严肃的。”②1960年6月22日，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对中国代表团团长说：“我懂得什么是战争，既然印度死了人，这说明是中国进攻了印度。”“我们都是共产党人，国境线在哪里通过对我们不是主要问题。”③那么，什么是主要问题呢？不言而喻，这就是中国应该牺牲其主权和领土完整，来适合苏联的外交利益。如果中国拒绝这种“劝告”，那么苏联就要采取反华立场。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美苏合作”，只是表面现象，目的还是为了更大的争夺。苏联之所以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支持印度，除了利用印度反华以外，还要与美国争夺印度。为此，1960年2月，艾森豪威尔刚刚离开印度，赫鲁晓夫就访问了新德里，同尼赫鲁进行了秘密会谈，并就向印度出售苏联战斗机和其它装备一事达成了原则性协议。1961年12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访印时公开讨好印度，攻击中国，他说：“印度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就苏联来说，中国人在喜马拉雅山区的侵略行动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而且苏联人一直不断地警告北京，要抑制和对印度友好。”并明确表示，“印度在发生危机的时期可以指望得到苏联的友好援助。”在美国援助印度的同时，苏联也不甘落后。从1955年2月至1962年9月，苏联为印度提供军事、经济援助达38.49亿卢比，其中1959年4月以后亦即印度加紧反华以后，苏联援助印度25.95亿卢比，占其援助总额的67％。在美苏的大力支持和援助下，尼赫鲁政府自恃有美苏撑腰，便加快了其以武力蚕食、侵占中国领土的步伐。
印度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尼赫鲁政府大肆反华、在中印边境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又一重要因素。进入60年代后，印度国内的各种矛盾和困难日益暴露。特别是被印度政府称之为“分裂倾向”的国内民族问题以及粮食问题，使印度政府焦虑万分。在孟买，锡克族人提出自己建立一个邦的要求；在东北部，那加族人继续进行着要求分治的游击战争；在印度南部，出现了反对以印地语作为全国官方语言的骚动；克什米尔问题远没有解决；第三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人们对指标的实现已不抱任何希望。印度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印度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政府威信日益下降。执政党对1962年底的印度大选非常担忧。为了摆脱困境，转嫁国内政治经济危机，转移人民斗争的视线，尼赫鲁政府便利用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印度《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印边界问题“被运用到一切方面——格拉拉的期中选举、西孟加拉的粮食运动、政府雇员罢工、最后还有第三届大选。……在粮食运动期间，加尔各答的墙上到处贴着：‘不要搞任何运动，中国正在把它的军队驻在边界上，企图进行侵略’”④。利用中印边界问题掀起反华活动，成了尼赫鲁政府摆脱困境转嫁危机的一张牌。
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态度强硬，还由于他对6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困难形势的错误判断。当时，中国在经济建设上由于某些政策的失误和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再加上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协议和索要债务，国民经济确实遇到严重困难。同时，台湾当局在美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下，企图利用大陆经济暂时困难窜犯大陆，阴谋东山再起，一度造成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面对中国暂时的困难形势，尼赫鲁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既与美国对立，又失和于苏联，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地位；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已到了难以克服的程度；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军事骚扰，必迫使中国的军事注意力在东方而无暇西顾；这些无疑是印度向中国推行“前进政策”、以武力攫取中国领土，实现领土要求的有利时机，机不可失。于是，尼赫鲁政府迫不及待地走上了以武力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道路。
----------
①②③《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日。
④转引自1962年6月6日《解放军报》
二.印度“前进政策”的提出和蚕食中国领土的军事准备
印度的“前进政策”，是尼赫鲁政府通过外交方式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未能实现后，决心以武力改变边境现状的产物。1960年4月26日周恩来总理离开新德里后，印度政府面临的直接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对这个问题，印度政府在周恩来总理赴印之前就己谋划好了。早在1959年10月《印度时报》就曾在一篇社论中提出：新德里必须派遣有适当装备的巡逻队进入目前为中国人所占领的地区，以维护其权利，因为长期拖延下去意味着对中国占领的默认……。1960年中印两国总理谈判之后，印度政府为改变边境现状，侵占中国领土，又进一步酝酿向中国“占领”地区派遣巡逻队和插入中国哨所之间的空隙地带建立据点。这一侵略计划，后来被印度政府称之为“前进政策”。
尼赫鲁后来在印度人民院的一次讲话中，曾对这一政策进行详尽的阐述，他说：“在我国的领土上发生了某种侵略，我们应该怎样对付呢？首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很明显，我们的目标只能是设法使侵略者退出。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采取外交的方式，采用各种手段，最后，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就采用战争的手段……我们要不断加强我们的阵地，以便在我们认为自己有足够力量的时候，而不是在处于劣势的时候，来应付局面”②。
为了使“前进政策”付诸实行，印度政府不断向印度军队下达向中国推行该政策的指令。1960年5月，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在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出决定：印度陆军在从什约克（SHYOK）、通向北面的古时商路上占据阵地，并在尽可能靠近喀喇昆仑山口的地方建立一个哨所，在完成任务后，再试探沿奇普恰普河谷向东进行巡逻的可能性；在目前，要对未占领的地区进行巡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