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1962年5月,周恩来总理指出,中印边境斗争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而军事斗争的胜利,又是取得政治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因此,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外交斗争,既要坚持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严正立场,又要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为政治外交斗争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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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18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22页。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45页。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41、44页。

            ⑤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59页。

            ⑥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60页。

            三.印军对中国领土和边防哨所猖狂进逼挑衅,中国边防部队采取制止印军蚕食措施

            尼赫鲁政府关于中印双方从阿克赛钦等西段边境地区撤退的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不仅不考虑使用武力的严重后果,反而认为,“前进政策的推行还没有给中国足够的压力,所以必须继续进行,直至中国承认它必须撤退时为止”。①因此,印度军队继续向中国境内增兵,进行越来越猖獗的武装活动:5月下旬,侵入中国天文点地区的印军,先后多次进至中国天文点哨所以南6200高地以北地区活动,深入中国境内达20余公里,继在天文点以南、以西、以北设了3处据点后,5月23日印军又侵入中国河尾滩西大沟,深入中国境内15公里设点;驻基阿姆温泉、巴里加斯地区印军也展开入侵蚕食行动。入侵印军肆意向中国哨卡开枪挑衅,并无视中国哨兵的警告,致使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针对中印边境政治、外交、军事斗争的复杂形势,为及时处置中印边境西段反蚕食斗争情况,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郭鹏和徐国贤直接向总参谋部上报情况,并指挥中印边境西段边防部队的反蚕食斗争。为便于反蚕食斗争的领导,5月中旬,将原康西瓦防区以羌隆大坂为界划分为天文点、空喀山口两个防区;5月20日,南疆军区副司令员刘发秀率司政后机关35人及通信、医疗分队进驻康西瓦,负责指挥西线反蚕食斗争;根据印军入侵蚕食情况,对西线兵力作了调整。5月12日、24日,先后将驻康西瓦担任机动任务的步兵第二团第二营调边防第一线,使第一线兵力由8个连(含阿里支队驻守在边境西段的4个连)增至12个连,其中第二营营部率第五、第八连及第一营第一、第四连驻天文点边防区,指挥所设在5243水准点,由步兵第二团政治委员刘少稚、副团长贺景福统一指挥;第一营营部率第二、第三连及第二营第六连驻守在空喀山口边防区,指挥所设在空喀山口1号哨卡,由步兵第二团团长杨宗泉、参谋长王玉祥负责统一指挥;阿里支队5个连驻守西藏阿里边防区,其中4个连驻守边界西段班公湖以南至巴里加斯地区,1个连驻守边界中段地区,由支队长王秀森、政治委员王复华统一指挥,并在班公洛设立前指。步兵第二团第二营前推后,调陆军第四师第十团第三营于5月25日进驻康西瓦地区进行战备训练,骑兵第三团进驻红柳滩,随时准备支援一线部队反蚕食斗争。为应付印度军队可能发动的进攻,对其他兵力也作了相应的部署。

            根据中印边境斗争形势的发展,5月29日,中央军委进一步指出:中印边境的斗争重点在西段地区,印方主要企图是逐步侵占我阿克赛钦地区,当前主要是向我境蚕食,占地设点,侦察巡逻,步步推进,并可能伺机向我军袭击、伏击。我已恢复巡逻,增设了哨卡,对入侵的印军抵近监视。因此,小的武装冲突随时都可能发生,小的武装冲突发生后,有可能向大的冲突演变。印军很可能以1~2个营的兵力,进行报复或突然攻击中国前沿哨卡;如果印军吃了亏,或认为有机可乘,也可能以1个旅或更多一点兵力,向中国空喀山口、天文点、班公洛等地区进攻。

            基于以上估计,总参谋部对中印边境军事斗争作了具体安排:在兵力部署上,增加天文点、空喀山口两个防区的兵力,调部分兵力进至甜水海、康西瓦和叶城,作为二线兵力进行战备训练,准备应急机动;为加强反蚕食军事行动的指挥,决定以步兵第四师师部为基础,组成康西瓦指挥所。调第五十四军副军长何家产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南疆军区刘发秀为副司令员,陆军第四师师长郑志文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四师政治委员向新为副政治委员,负责统一指挥西段地区反蚕食斗争。同时,指示中印边境东段西藏边防部队:作好反蚕食斗争各项准备工作,以便必要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配合西段地区反蚕食斗争。

            新疆、西藏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对中印边境斗争的具体安排,抓紧落实各项战备工作,防止印军突然袭击。6月9日,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率军区司政后机关部分人员进驻康西瓦,加强了对西线反蚕食斗争的组织领导。

            中国新疆边防部队增加边境防卫兵力和采取其他防卫措施,目的是先机占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的边境地区要点,以阻止印军继续向中国境内推进和增设据点。中国新疆边防部队虽在自己领土上设点并恢复巡逻,但对印军在空中和地面的挑衅,仍然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严格执行不主动惹事,避免发生武装冲突的原则规定。巡逻时,对巡逻路线进行周密侦察和认真研究,尽量避免与印军遭遇。在设卡时,既先机控制战略要点,又防止造成与印军争夺军事要点,酿成新的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原拟在天文点地区前出至5608高地西南河岔处设卡,以有效地制止印军继续向前推进,并瞰制印军几个据点,掌握其行动。中央军委和新疆军区判断,该卡设出后,印军很可能在5766高地以西地区增加更多的兵力,与中国边防部队争夺在该地区的主动权,使斗争更加复杂化。为此,中国边防部队遂放弃了在该地区设点的计划,改为以巡逻方式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

            1962年6月,印军在西段不断增兵,加紧修筑通往中印边境地区的机场、公路,调整兵力部署,进一步向中国境内推进,扩大蚕食范围。军事首脑人物频繁活动:陆军参谋局长兼西线指挥官考尔到基阿姆温泉,乘直升飞机越入中国境内加勒万河地区进行空中“视察”;空军指挥官品多深入到天文点地区印军入侵据点活动;第一一四旅旅长从塔拉昌山口到中国境内指挥组建新据点。印军在西段的入侵指挥机构逐步前移,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和杰特第五营分别在波鲁野营地和波布浪设立了前指;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前指由科尤尔向巴里加斯方向前移。印军还组织了准备同中国作战的陆空协同,除组成了“空中支援队”外,还向斗拉特别奥里地、楚舒勒等前沿据点派出了“空中支援前方游动小组”,从空中、地面频繁向天文点北侧至神仙湾以东地区侦察。印军第四一六工程旅也被派往斗拉特别奥里地、波布浪、楚舒勒、科尤尔和普克齐等地,加强和改善空中、地面运输条件。印军杰特联队第五营于6月下旬进驻西段前沿,其第三连布防于楚舒勒、波布浪、东堤等地区,另一连空运至斗拉特别奥里地;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其他部队陆续向斗拉特别奥里地增调;第八廓尔喀联队第一营驻基阿姆温泉的兵力已增为两个连约300余人,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亦向巴里加斯增调兵员。至此,印军在中印边境西段投入向中国境内蚕食的兵力增加到4个营。与此同时,除在天文点附近新建5处据点(其中4处在中国境内)外,还在塔拉昌山口到班公湖两岸一线积极选点建哨,在该地区建成空玛(位于塔拉昌山口中国一侧)、查车两处据点,企图抢占中国尼亚格祖、喀纳以西大片地区。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侵占中国羌山口、约山口以西大片地区后,又集中兵力自巴里加斯向中国扎西岗地区推进,在该地区的扎玛格热建立了据点。这样,印军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其入侵蚕食范围扩大到了加勒万河谷、羌臣摩河谷、班公湖两岸、斯潘古尔湖以西和巴里加斯地区。从北起喀喇昆仑山口南至巴里加斯地区,全线向中国境内推进。

            由于中国边防部队对印军的入侵蚕食采取了克制忍让态度,既没使用武力制止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立据点,又没对入侵印军采取任何攻击性行动,只是通过外交途径,不断呼吁印度政府,希望其停止武力行为,回到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更使尼赫鲁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是为避免战略上两面作战,是软弱无力的表现,其定下的步步向中国境内推进的决心经受住了“考验”,中国军队绝不会与印度军队直接对抗。“于是政府和陆军总部就得出结论,认为(尼赫鲁)总理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了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②一些印度政府议员和反对党反华分子为此而欣喜若狂,印度报刊也对印军的侵略行径大加渲染。印度《闪电》周刊吹嘘,印军已“在两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广阔的战线上全面推进,”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