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尊重俘虏的宗教信仰，允许俘虏与家人通信，信件由军区政治部负责审查和转递。
（五）对俘虏生活要给予优待，在吃、用、住宿等方面，应有妥善安排，并尽量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对俘虏军官和伤病俘的生活待遇，应稍加优厚。
（六）向俘虏询问印军的情况时，要讲究方式，态度和蔼，不得用审讯办法，不得打骂，不要强迫俘虏在口供上画押。
（七）对印军俘虏的教育，应着重宣传我军的宽待俘虏政策和我国的外交政策，强调中印人民友好，说明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和我们的一贯主张。教育中，要考虑他们的认识水平，耐心启发诱导，不要讽刺谩骂。对印军俘虏中的尼泊尔籍官兵，还要注意加强中尼友好的教育。
（八）对战场上的印军尸体，要尽可能查明其姓名和部队番号，妥为掩埋，设立标记，并登记上报。对死亡的俘虏，除按上述办法掩埋外，还要填写病历表和军医签署死亡证明书。
（九）凡是发布有关俘虏的姓名、数字、新闻、电影和图片等，以及释放俘虏，一律须经总政治部批准。
1962年11月，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加强对印军俘虏的争取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要求各有关单位领导和部门，对印军俘虏的争取教育，不可操之过急。要从多方面耐心地进行工作，并要用具体事实和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感化他们。首先要坚决贯彻宽待俘虏政策，从战场上缴枪被俘开始，就坚决做到不杀、不侮、不打骂，不搜包，不没收私人财物，伤病者给予医治，死亡者加以掩埋；到俘虏收容所以后，妥善安置生活，保证他们吃好、住好、穿好、睡好，开展些文体活动；在编队、生活等方面都要照顾不同国籍、民族、宗教的习惯，一开始就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影响；在对俘虏的宣传教育中，不要强迫他们同意我们观点，而要从根本上慢慢弄清谁是谁非；俘虏收容所的领导干部要加强，并抽调足够的工作人员和翻译。要舍得花钱，尽量满足所需的外文报刊杂志和收音机、录音机、有线广播等设备。
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认真贯彻执行上级的规定和指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印军俘虏切实做到了不杀害、不虐待、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受伤者给予治疗。为照顾好印军俘虏的生活，努力克服了很多困难，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印军被俘官兵的生活得到了照顾，印军被俘人员在俘虏收容所里，住在生着炭火的厚棉帐篷里，发给他们的有棉衣、棉裤、皮大衣、皮帽、毡靴等防寒衣物，还给他们发了牙刷、牙膏、毛巾、香烟、茶叶、糖等日用必需品。收容所除了供给他们足够的面粉、大米、肉类等外，还于1962年12月28日和1963年3月11日分别为他们安排了欢度圣诞节、洒红节的活动。在圣诞节期间，收容所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扎起了彩门，栽起了圣诞树，挂着五彩缤纷的彩旗和红灯，并为基督教徒们布置了临时教堂。在洒红节时，印军被俘人员端着脸盆、提着水罐或水桶，你追我赶，互相泼洒带着红颜色的水，互相在额头上点着红点，或者干脆用红颜色或白粉，在对方脸上涂沫，表示吉祥如意。当中国边防部队俘虏收容所的官兵出现在欢乐的人群中时，印军被俘人员热情地握着他们的手，连说巴依、巴依（兄弟），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
印军被俘官兵的文化生活得到了妥善安排；印军被俘人员在俘虏收容所里生活得很愉快。各俘虏收容所都为他们购置了文娱体育器材、书刊画报，建立了有线广播。印俘官兵除了可以自由阅读各种文字的书籍、报刊和进行各种体育活动外，俘虏收容所还每周为他们放映电影并让他们经常组织文娱晚会。
对印军被俘官兵的教育，坚持从多方面耐心地做工作，不强迫他们接受和同意中方的观点。通过交朋友、听广播、阅读报刊和画册等，让印军被俘官兵了解中国，逐步地明白中印边境冲突的真相。在教育中，以大量的事实，反复地解释中印人民友好和中国政府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方针，使印俘中多数人逐步对“谁先打第一枪”、“谁侵略了谁”和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有了初步认识。部分被俘官兵对尼赫鲁政府的反动本质有了一些认识。他们说：“尼赫鲁现在变了，过去他有威信，是因为他天天说和平中立，照现在这样坏下去，他在人民中的威信，定要天天下降。”还有的说：“美国支持尼赫鲁就象支持蒋介石一样。”
印军被俘官兵的医疗和伤病员的救治工作得到了保障。中国边防部队为他们专门设立了临时医院，中国医生和护士对他们的医治和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印军士兵南得克斯霍尔·辛格受伤后，心脏跳动非常微弱，中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抢救。经过半个月的治疗和护理，在他回国时，已可以走动了。印军少尉杜倍在战斗中负伤后，中国边防战士冒着炮火把他抢救下来，医生从他身上取出4颗子弹，使他得救。一个名叫桑姆拉加德哈的印度军官，身受五六处伤，他认为自己活不成了，中国医生为其施行手术保住了他的生命。他对中国医生说：“现在我才知道，中国人民不是印度的敌人！”被俘印军伤病人员对中国边防军人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很感动，纷纷吟诗、作画、唱歌，感谢中国对他们的照顾。
一些印俘伤病员说，“我们在俘虏收容所的这段生活，我只能说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你们象兄弟一样对我，我无论如何不会忘记你们的友情”。“我不知道在印度的人们怎样来想象我们在中国这半年的生活，因为我们那方面的宣传，也许会使一些人受到蒙蔽。但是，我是一个印度人，在印度，恒河的水是最圣洁的，我可以捧着恒河的水发誓，我们在中国的生活是愉快而美好的。”就连印俘准将达尔维也不得不说：“你们能够完全遵循政府的政策和毛泽东的指示，克服内心的仇恨，对俘虏以友好相待，这是一般军队难以做到的。”在他回国后写的一本叫做《喜马拉雅的失策》一书中，抨击了印度政府，揭露了中印边界问题的一些真相，强调了印中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相处。
对于印度政府在印俘问题上对中国的诬蔑，中国外交部于4月25日和5月18日曾两次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驳斥印度就印军被俘人员问题对中国毫无根据的指责和诬蔑。中国外交部在5月18日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中，驳斥了印度方面所谓中国政府似乎决心把他们俘获的3000名印度俘虏作为人质，不让这些俘虏享受日内瓦公约待遇，和中国不给予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代表探视印俘的便利等谰言。
中国外交部5月18日的照会指出：中国方面对于在1962年10月和11月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进攻而被俘的全部印度军事人员，一直给予极为宽大和友好的待遇，甚至超过了日内瓦公约的要求。被俘印军人员的生活得到了在当地物质条件下最好的安排和照顾。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他们并享受到与家人通信、通电的种种方便。伤病人员更得到及时的抢救和有效的治疗。中国政府出于中印友好的真诚愿望，给予被俘印军人员的宽大、友好的待遇和便利，是史无前例的。正因为如此，被俘印军人员对他们身受的良好待遇，无论在被俘期间或在获释遣返时，都一再向中国边防部队和中国政府表示称赞和感谢。照会说，中国红十字会也一直与印度红十字会保持着正常的联系，并且陆续地把被俘印军人员名单及有关情况告知印度红十字会。为了满足印度红十字会的要求，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克服了交通运输上的很大困难，把一些包裹物品如数转交给被俘印军人员。对于印度红十字会所提出的其他一些要求，中国红十字会也都尽可能给予满足。照会说，中印两国仍然维持着外交关系，而且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同印度红十字会进行了直接联系和具体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没有必要引进第三者来从中插手。因此，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要求，中国红十字会和有关当局早就做了明确的答复。对于印度红十字会提出的有关要求，中国红十字会也已在1963年4月4日给予了回答。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节外生枝、无理纠缠的做法，只能暴露它别有用心。照会指出，印度政府如果真正关心印军被俘人员，就应该迅速响应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就归还被俘人员问题进行商谈的建议。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政府早在1962年11月21日的声明中，就建议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在边界会晤，商谈归还被俘人员问题，并且在此以后，耐心地等待了4个多月。中国政府原本设想，纵然印度政府由于不愿意中印关系和缓而不响应中国单方面的停火、后撤等措施，但是对于关系到数千被俘印军的遣返问题，总会作出应有的回答。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印度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这样友好的建议竟一直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被俘印军人员早日与他们的家人团聚，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主动决定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军人员，并且已经付诸实施。照会说，印度政府非但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就印军被俘人员的释放和遣返问题进行商谈的建议漠不关心，反而诬蔑中国“决心”把被俘人员当作“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