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和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以及为此而单方面采取的各项主动措施，打击了印度的霸权主义和扩张行为，打破了印度政府继续扩大中印边境事态的企图，扭转了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妄图借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从中渔利的图谋，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巩固了中国的西部边防，为边疆的稳定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基本经验
在中印边境斗争和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从中印斗争全局出发，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指导中国边防部队取得了重大胜利，体现了高超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艺术。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和指示，紧紧依靠边疆各族人民群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上，艰苦奋斗，英勇作战，打败了印度侵略军，保卫了祖国西部边疆的安全，在新中国军事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些经验，对未来的边境局部战争，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夺取政治军事仗的全面胜利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这是一条来自战争实际又被无数次战争证明了的真理。所有的战争都带政治性。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军事与政治结合的特点特别显著，达到了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完美的结合与高度的统一。战前，指导思想很明确，7月底，总政治部就在指示中强调指出：对印度军事挑衅的斗争是军事斗争，但主要是政治和外交斗争。8月中旬，总参谋部又在指示中重申：中印边境斗争，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长期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外交斗争。在军事斗争中，既要坚持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严正立场，又要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揭露印度侵略扩张的野心和“中立”的伪善面目。战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称：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中印边境斗争和自卫反击战的确是一场错综复杂的长期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军事斗争完全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外交斗争，打、停、进、撤均具有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和指挥上的集中性。党中央、中央军委在这场政治军事仗中，一切从国家政治、外交斗争总的利益出发，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出发，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取得了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的全面胜利。
中国同印度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交往和传统友谊。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政府，一方面表示反帝反殖、对华友好，是同新中国最早建交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又对华坚持扩张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重视发展中印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对印度政府的两面政策，始终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即团结其反帝反殖进步的一面，揭露其对中国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反动的一面。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历来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平合理的解决，使中国西部边境保持和平稳定。对于印度从50年代初以来在中印边境的蚕食、挑衅乃至挑起武装冲突，中国政府坚持原则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同时，也作了极大的克制忍让。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企图继承英国在西藏的一切特权，保持它在西藏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当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时，印度采取了反对和阻挠的态度。而中国政府决心维护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正申明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解放西藏。从1951年以后，印度军队先后侵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和中印边境中段、西段的中国大片领土。对此，中国虽从不承认，但仍然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1954年，中印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彻底废除了印度在西藏的特权。印度政府极不甘心，又无可奈何；但对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仍继续支持其分裂活动。尔后，又策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挑起朗久、空喀山口武装冲突。1962年，在印军大肆蚕食中国领土，设立侵略据点，并多次开枪寻衅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决定采取力争避免流血和准备长期武装共处的方针。对此，有的外国报刊评论说：“中国方面迄今对印度方面是太宽容了。”反对印度军队蚕食、入侵的斗争，可以采取军事斗争形式，也可以采取政治、外交斗争形式。由于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中国的国策，所以斗争形式就要服从服务于这一国策。克制忍让就是当时中印边境政治外交斗争的一种形式和手段。中国边防部队保持极大的克制忍让，就使国际社会看到两种主张与政策：中国诚心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印度却要趁机利用边界问题蚕食、入侵中国领土；中国要安定一方缓和边境局势，印度却剑拔弩张，咄咄逼人；中国要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印度却要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达赖集团；面对印度军队的挑衅，中国始终保持极大的克制，而印度却视此为软弱可欺，得寸进尺，肆无忌惮。这在客观上既扩大了中国的政治影响，争取了国际社会舆论的同情，又暴露了印度扩张主义的野心，剥夺了它欺骗国际社会和国内人民的政治资本。
尼赫鲁政府在蚕食行动受阻后，在美国等西方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命令印军悍然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实施自卫反击，就处于完全有理的地位，而印度则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连资产阶级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冲突是印度发动的，尼赫鲁用军事进攻回答了中国的谈判要求。”因此，中国边防部队是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的。此战，中央军委确定的作战方针是：不打则已。打则打狠、打痛。即采取军事行动惩罚、教训侵略者，让尼赫鲁政府头脑清醒，让印度侵略军收敛些。一句话：以打促谈。只有大量歼灭印军有生力量，才利于缓和中印边境局势，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创造条件。
为了打好这场政治军事仗，指挥权高度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从全局出发，选择反击方向，把握反击时机，作出反击的决策，将中印边境东段作为主要作战方向，以打狠打痛入侵印军，在印军的蚕食入侵活动被制止后，印军在东段和西段共投入兵力约2.8万余人，其中在西段，第一一四旅以6个营分散配置在边境全线，其余兵力约2.2万均集结在东段，显然把东段作为入侵的重点。因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中印边境斗争的实际出发，选定对印军威胁最大，有利于边防部队歼敌的主要反击方向，即中印边境东段，并以西线部队配合东线部队行动。选择东段作为主要作战方向，是英明的决策。东段地域较辽阔，便于边防部队投入更多的兵力；印军在这里侵占中国的地盘大，集结着主要兵力，是印军的主要进攻方向，边防部队可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一场较大规模的自卫反击作战；更重要的是，东段是印军已经占领、力求巩固确保的地方，并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侵略扩张的口实和资本。选择东段作为主要作战方向，向“麦克马洪线”以南反击，不仅可以大量歼灭印军有生力量，而且可以在事实上否定“麦克马洪线”，这就击中了印度政府的要害，使中国在政治、外交上完全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实践证明，选择东段作为主要作战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边防部队不仅歼灭了印军大量有生力量，打狠打痛了印军，而且为政治、外交斗争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形势错综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仍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愿望出发，敏锐地抓住时机，将军事、政治、外交斗争有机地结合并灵活运用，既坚持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严正立场，又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为政治、外交斗争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在实施自卫反击并迅速取得初战胜利后，中央军委命令东线部队越过非法麦克马洪线向达旺追击，既打击了印军嚣张气焰，又在事实上否认了“麦克马洪线”，为尔后进行外交斗争、重开和平谈判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这种军事行动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内容。当边防部队初战告捷后，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三项建议的声明，使国际社会更加看清了中国政府的诚意。中央军委命令边防部队停止反击，既配合了中国政府的外交斗争，又休整了部队，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争取了时间，有利于再次实施反击。这种有节制的行动，使中国处于更加有理、有利的地位。当印度政府拒绝中国三项建议，再次向中国发动进攻的时候，中央军委抓住战机，命令边防部队再次实施反击，歼灭了印军的大量有生力量，打狠打痛了印军。军事上的有利行动，又为进一步开展政治、外交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争取了更大的主动。
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不仅要有理、有利，还要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