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托他给我找事，”他低声说。
“找事？你病还没有全好，何必这样着急！自己的身体比什么都要紧啊，”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我们中国人身体大半是这样，说有病，拖起来拖几十年也没有问题。我觉得我现在好多了，钟老也说我比前些天好多了。他答应替我找事。”他的脸上仍旧带着病容和倦容，说起话来似乎很吃力。他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
“唉，你何必这样急啊！”母亲说。“我们一时还不会饿饭。”
“可是我不能够整天睡着看你—个人做事情。我是个男人，总不能袖手吃闲饭啊，”他痛苦地分辩道。
“你是我的儿子，我就只有你一个，你还不肯保养身体，我将来靠哪个啊？……”她说不下去，悲痛堵塞了她的咽喉。
他把左手放到嘴边，他的牙齿紧紧咬着大拇指。他不知道痛，因为他的左胸痛得厉害。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手，也不去看指上深的齿印。他看他母亲。她默默地坐在那里。他用怜悯的眼光看她，他想：“你的梦、你的希望都落空了。”他认识“将来”，“将来”象一张凶恶的鬼脸，有着两排可怕的白牙。
两个人不再说话，不再动。这静寂是可怕的，折磨人的。屋子里没有丝毫生命的气象。街中的人声、车声都不能打破这静寂。但是母亲和儿子各人沉在自己的思想中，并没有走着同一条路，却在一个地方碰了头而且互相了解了：那是一个大字：死。
儿子走到母亲的背后。“妈，你不要难过，”他温和地说：“你还可以靠小宣，他将来一定比我有出息。”
母亲知道他的意思，她心里更加难过。“小宣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这孩子太象你了，”她叹息似地说。她不愿意把她的痛苦露给他看，可是这句话使他更深更透地看见了她的寂寞的一生。她说得不错。小宣太象他，也就是说，小宣跟他一样地没有出息。那么她究竟有什么依靠呢？他自己有时也在小宣的身上寄托着希望，现在他明白希望是很渺茫的了。
“他年纪还小，慢慢会好起来。说起来我真对不起他，我始终没有好好地教养过他，”他说，他还想安慰母亲。
“其实也怪不得你，你一辈子就没有休息过，你自己什么苦都吃……”她说到这里，又动了感情，再也说不下去，她忽然站起来，逃避似地走到门外去了。
他默默地走到右面窗前，打开一面窗。天象一张惨白脸对着他。灰黑的云象皱紧的眉。他立刻打了一个冷噤。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冷冷地挨着他的脸颊。“下雨罗，”他没精打采地自语道。
背后起了脚步声，妻走进房来了。不等他掉转身子，她激动地说：“宣，我明天走。”
“明天？怎么这样快？不是说下礼拜吗？”他大吃一惊，问道。
“明天有一架加班机，票子已经送来，我不能陪你过新年了。真糟，晚上还有人请吃饭，”她说到这里不觉皱起了眉尖，声调也改变了。
“那么明天真走了？”他失望地再问。
“明早晨六点钟以前赶到飞机场。天不亮就得起来，”她说。
“那么今晚上先雇好车子，不然怕来不及，”他说。
“不要紧，陈主任会借部汽车来接我。我现在还要整理行李，我箱子也没有理好，”她忙忙慌慌地说。她弯下身去拿放在床底下的箱子。
“我来给你帮忙，”他说着，也走到床前去。
她已经把箱子拖出来了，就蹲着打开盖子，开始清理箱内的衣服。她时而站起，去拿一两件东西来放在箱子里面，她拿来的，有衣服，有化妆品和别的东西。
“这个要带去吗？”“这个要吗？”他时不时拿一两件她的东西来给她，一面问道。
“谢谢你。你不要动，我自己来，”她总是这样回答。
母亲从外面进来，站在门口，冷眼看他们的动作。她不发出丝毫的声息，可是她的心里充满了怨愤。他忽然注意到她，便大声报告：“妈，树生明早晨要飞了。”
“她飞她的，跟我有什么相干！”母亲冷冷地说。
树生本来已经站直了，要招呼母亲，并且说几句带好意的话。可是听见母亲的冷言冷语，她又默默地蹲下去。她的脸涨得通红，她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
母亲生气地走进自己的小屋去了。树生关上箱盖，立起来，怒气已经消去一半。他望着她，不敢说一句话。但是他的眼光在向她哀求什么。
“你看，都是她在跟我过不去，她实在恨我，”树生轻轻地对他说。
“这都是误会，妈慢慢会明白的。你不要怪她，”他小声回答。
“我不会恨她，我看在你的面上，”她温柔地对他笑了笑，说。
“谢谢你，”他陪笑道：“我明早晨送你上飞机，”他用更低的声音说。
“你不要去！你的身体受不了，”她急急地说。“横顺有陈主任照料我。”
末一句话刺痛了他的心。“那么我们就在这间屋里分别？”他痛苦地说，眼里含着泪光。
“不要难过，我现在还不走。我今晚上早点回来，还可以陪你多谈谈，”她的心肠软了，用同情的声调安慰他说。
他点了点头，想说一句“我等你”，却又说不出来，只是含糊地发出一个声音。
“你睡下罢，站着太累，你的病还没有完全好啊。我可以在床上坐一会儿，”她又说。
他依从了她的劝告躺下了。她给他盖上半幅棉被，然后坐在床沿上。“明天这个时候我不晓得是怎样的情形，”她自语道。“其实我也不一定想走。我心里毫无把握。你们要是把我拉住，我也许就不走了，”这是她对他说的真心话。
“你放心去好了。你既然决定了，不会错的，”他温和地回答，他忘了自己的痛苦。
“其实我自己也不晓得这次去兰州是祸是福，我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也没有，你又一直在生病，妈却巴不得我早一天离开你，”她望着他，带了点感伤和烦愁地说。
“病”字敲着他的头。她们永远不让他忘记他的病！她们永远把他看作一个病人！他叹了一口气，仿佛从一个跟她同等的高度跌下来，他最后一线游丝似的希望也破灭了。
“是啊，是啊，”他无可奈何地连连说，他带着关切和爱惜的眼光望着她。
“你气色还是不好，你要多休息，”她换了关心的调子说。“经济问题倒容易解决。你只管放心养病。我会按月寄钱给你。”
“我知道，”他把眼光掉开说。
“小宣那里我今天去过信，”她又说。但是没有让她把话说完，汽车的喇叭声突然在楼下正街上响起来了。她略微惊讶地掉过脸来，朝那个方向望了望，又说下去：“我要他礼拜天进城来。”喇叭似乎不耐烦地接连叫着。她站起来，忙忙慌慌地说：“我要走了，他们开车子来接我了。”她整理一下衣服，又拿起手提包，打开它，取出了小镜子和粉盒、唇膏。
他坐起来。“你不要起来，你睡你的，”她一面说，一面专心地对镜扑粉涂口红。但是他仍旧下床来了。
“我走罗，晚上我早一点回来，”她说着，掉过脸，含笑地对他点一个头，然后匆匆地走出门去。
屋子里寒冷的空气中还留着她的脂粉香，可是她带走了清脆的笑声和语声。他孤寂地站在方桌前面，出神地望着她的身影消去的地方，那扇白粉脱落了的房门。“你留下罢，你留下罢。”他仿佛听见了自己的内心的声音。但是橐橐的轻快的脚步声早已消失了。
母亲走出小屋，带着怜悯的眼光看他。“宣。你死了心罢，你们迟早要分开的。你一个穷读书人哪里留得住她！”母亲说，她心里装满了爱和恨，她需要发泄。
他埋下头看看自己的身上，然后把右手放到眼前。多么瘦！多么黄！倒更象鸡爪了！它在发抖，无力地颤抖着。他把袖子稍稍往上挽。多枯瘦的手腕！哪里还有一点肉！他觉得全身发冷。他呆呆地望着这只可怕的手。他好象是一个罪人，刚听完了死刑的宣告。母亲的话反复地在他的耳边响着：“死了心罢，死了心罢。”的确他的心被判了死刑了。
他还有什么权利，什么理由要求她留下呢？问题在他，而不是在她。这一次他彻底地明白了。
母亲扭开电灯，屋子里添了一点亮光。
他默默地走到书桌前，用告别一般的眼光看了看桌上的东西，然后崩溃似地坐倒在藤椅上。他用两只手蒙着脸。他并没有眼泪。他只是不愿意再看见他周围的一切。他放弃了一切，连自己也在内。
“宣，你不要难过，女人多得很。等你的病好了，可以另外找一个更好的，”母亲走过去，用慈爱的声音安慰他。
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叫。他取下手来，茫然望着母亲。他想哭。为什么她要把他拉回来？让他这个死刑囚再瞥见繁华世界？他已经安分地准备忍受他的命运，为什么还要拿于他无望的梦来诱惑他？他这时并不是在冷静思索，从容判断，他只是在体验那种绞心的痛苦。树生带走了爱，也带走了他的一切；大学时代的好梦，婚后的甜蜜生活，战前的教育事业的计划，……全光了，全完了！
“你快到床上去躺躺，我看你不大好过罢。要不要我现在就去请个医生来，西医也好，”母亲仍旧不能了解他，但是他的脸色使她惊恐，她着急起来，声音发颤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