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柏青也这样睡过的，”他忽然自语道，他想起了那个同学的话，便蒙着脸象逃避瘟疫似地走进了大门。
他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在书桌上见到她留下的字条，他拿起它来，低声念着：
宣：
我走了。我看你睡得很好，不忍叫醒你。你不要难过。我到了那边就给你写信。一切有陈主任照料，你可以放心。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保重自己的身体，认真地治病。
妈面前请你替我讲几句好话罢。
妻
他一边念，一边流泪。特别是最后一个“妻”字引起他的感激。
他拿着字条在书桌前立了几分钟。他觉得浑身发冷，两条腿好象要冻僵的样子。他支持不住，便拿着字条走到床前，把它放在枕边，然后脱去棉袍钻进被窝里去。
他一直没有能睡熟，他不断地翻身，有时他刚合上眼，立刻又惊醒了。可怖的梦魇在等候他。他不敢落进睡梦中去。他发烧，头又晕，两耳响得厉害。天刚大亮，他听见飞机声。他想：她去了，去远了，我永远看不见她了。他把枕畔那张字条捏在手里，低声哭起来。
“你是个忠厚老好人，你只会哭！”他想起了妻骂过他的话，可是他反而哭得更伤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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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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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走后第二天他又病倒了。在病中他一共接到妻的三封信。第一封信写着。
宣：
我到了兰州，一切都很陌生，只觉空气好，天虽冷，却也冷得痛快。
行里房屋还在改修中，我们都住在旅馆里。陈经理对我很好，你可不必担心。初到一个地方，定不下心来，过一两天再给你写长信。
母亲还发脾气吗？我在家她事事看不顺眼，分开了她也许不那么恨我罢。
你的身体应该注意，多吃点营养东西和补品，千万不要省钱，我会按月寄给你。祝福你。
妻X月X日
没有写明回信地址，但是这封短信使他很满意，只除了“陈经理”三个字。他等着第二封信。这并不要他久等，过了三天第二封信就来了。这封信不但相当长，而且写得很恳切，有不少劝他安心治病的话，还附了一封介绍他到宽仁医院去找内科主任了医生的信，信末的署名是“陈奉光”。他知道这是陈经理的名字，他的脸红了一下。他顺口向母亲提了一句：“树生要我到宽仁医院去看病，她还请陈经理写了封介绍信来。”母亲冷冷地说了一句：“哼，哪个希罕他介绍？”他就不敢讲下去了，以后也不敢再提这件事情。他又盼望着第三封信，他相信它一定比第二封信长。过了一个星期，第三封信到了。它却是一封很短的信。在信内她只说她正在为筹备银行开幕的事忙着，一时没有功夫写长信，却盼望他多去信，告诉她他的生活状况。信末写上了她的通信处，署名却改用了“树生”两个字。
他读完信，叹一口气，不说一句话。母亲伸过手来拿信，他默默地交给她。
“她好神气，才去了十几天就拿出要人的派头来了，”母亲看完信，不满意地说。她不曾看到树生的第一封信。
“她大概真忙，也难怪她，新开行，人手少，陈经理对她好，她也得多出力，”他还在替妻辩护，他竭力掩饰了自己的失望和疑虑（的确他有一点点疑虑）。
“你还要说陈经理对她好！你看着罢，总有一天他们两个会闹出花样来的！”母亲气愤地说。
“妈，我该吃药了罢，”他不愿意母亲再谈这个问题（它使他心里很难过），便打岔道。
“是啊，我去给你煎药，”母亲接着说，想起他的病，她立刻忘记了那个女人。她用慈爱的眼光看他。他还是那么黄瘦，不过眼神好了些，嘴唇也有了点血色。她匆匆忙忙地走出房去了。
他又叹了一口气，把眼睛掉向墙壁。过了两三分钟，他又把眼睛掉向外面，后来又掉向天花板。不管在哪里他都看见那个女人的笑脸，她快乐地笑，脸打扮得象舞台上的美人脸。他整个脸热烘烘的，耳朵边响着单调的铃子声，眼睛干燥得象要发火。他终于昏沉沉地睡着了。
他做着短而奇怪的梦，有时他还发出呻吟，一直到母亲端了药汤进来，他才被唤醒。他大吃一惊，而且出了一身汗。他用了求救的眼光望着她。
“宣，你怎么了？”母亲惊恐地说。她差一点把碗里的药汤泼了出来。
他好象没有听懂她的话。过了半晌，他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他的表情改变了。他吃力地说：“我做了好些怪梦，现在好了。”
母亲不大明白地看了看他。“药好了，不烫，现在正好吃。你要起来吃吗？”她关心地说。
“好。你递给我罢，”他说着就推开棉被坐起来。
“你快披上衣服，看受凉啊，”母亲着急地说。她把药碗递给他以后，便拿起他的棉袍替他披上。“今天很冷，外面在下雪，”她说。
“大不大？”他喝了两大口药，抬起头问道。
“不大，垫不起来的。不过冷倒是冷，所以你起来一定要先穿好衣服，”她说。
他喝光了药汤，把碗递还给母亲。他忽然拉着她的红肿的手惊叫道：“妈，你怎么今年生冻疮了？”
母亲缩回了手，淡淡地说：“我去年也生过的。”
“去年哪有这样厉害！我说冷天你不要自己洗衣服罢，还是包给外面大娘洗好些。”
“外面大娘洗，你知道要多少钱一个月！”她不等他回答，自己又接下去：“一千四百元，差不多又涨了一倍了。”
“涨一倍就涨一倍，不能为了省一千四，就让你的手吃苦啊，”他痛心地说。“我太对不住你了，”他又添上一句。
“可是钱总是钱啊。我宁肯省下一千四给你医病，也不情愿送给那班洗衣服的大娘，”母亲说。
“树生不是说按月寄钱来吗？目前也不在乎省这几个钱，”他说，伸了个懒腰，拿掉棉袍，又倒下去。
母亲不作声了。她的脸上现出了不愉快的表情。她立刻掉开头，不给他看见她的脸。
“妈，”他温和地唤道。她慢慢地回过头来。“你也得保重身体啊，你何必一定要叫自己多吃苦。”
“我并不苦，”她说，勉强笑了笑。她不自觉地摸着手上发烫的肿痕。
“你不要骗我，我晓得你不愿意用树生的钱，”他说。
“没有这回事，我不是已经在用她的钱吗？”她说，声音尖，又变了脸色，眼眶里装满了泪水。她咬着嘴唇，并且把身子掉开了。
“妈，我真对不起你，你把我养到这么大，到今天我还不能养活你，”他答道。她真想跑进自己的房里去畅快地大哭一场。
“你现在还恨树生吗？”过了半晌他又问。
“我不恨，我从没有恨过她，”她说。她巴不得马上离开这间屋子，她害怕他再谈起树生。
“她说过她对你并没有恶感，”他说。
“谢谢她，”她冷淡地插嘴说。
“那么要是她写信给你，你肯回信吗？”他胆怯地问。
她想了片刻，才答道：“回信。”她仍然不让他看见她的脸色。
“那就好，”他欣慰地说，吐了一口气。
“你以为她会写信给我吗？”她忽然转过身来，问道。
“我想她会的，”他带了几分确信地答道。
她摇摇头，她想说：“你在做梦！”可是她刚刚说了一个“你”字，立刻闭上了嘴。她不忍打破他的梦。同时她也盼望他的这个梦会实现。
关于树生的事他们就谈到这里为止。晚上等母亲回到小屋睡去以后，他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伏在书桌上给树生写了回信。他报告了他的近况。他也说起他和母亲间的那段谈话，他请她立刻给母亲写一封表示歉意和好感的长信来。封好了信，他疲倦不堪地倒在床上昏沉地睡了。
第二天早晨，不管他发着热，他还亲自把信放到母亲的手里，叮嘱她趁早到邮局作为航空挂号信寄出去。母亲接过信没有说什么，走出房门后却暗暗地摇头。他没有功夫去猜测母亲的心思。他的脸颊发红（因为发热），两眼射出希望的光辉，他好象在盼望着奇迹。
为了写这一封信，他多睡了四天。可是一个星期白白地过去了，邮差就没有叩过他的门。在第二个星期里面她的信来了。是同样的航空挂号信。他拆信时，心颤抖得厉害。但是他读完信，脸却沉下来了。一张邮局汇票，一张信笺。信笺上只有寥寥几行字：银行开幕在即，她忙，没有功夫给母亲写长信，请原谅。家用款由邮局飞汇。希望他千万到医院去看病。
“她信里怎样说？”母亲问道，她看见了他的表情。
“她很好，很忙，”他短短地答道。他把汇票和信封递给他母亲：“这个交给你罢。”
母亲接了过来。她皱了皱眉，一句话也不说。
“妈，以后衣服给洗衣大娘去洗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