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说定了啊，”他说。“你也不必太省俭了，横顺树生按月寄钱来。”
“不过这万把块钱也不经用啊，”母亲说。
“妈，你忘了她留下的那笔安家费，”他提醒她道。
“我们不是已经动用了一点吗？剩下的恐怕还不够缴小宣的学食费。上次是两万几。这学期说不定要五万多。”她看见他不答话，停了片刻又接下去说：“其实我倒想让他换个学校。我们穷家子弟何必读贵族学堂？进国立中学可以省许多钱。”
“这是他母亲的意思，我看还是让他读下去罢。他上次考了个备取，他母亲费了大力辗转托人讲情，他才能够进去，”他不以为然地说。他想：我不能够违背她的意思。
“那么你写信去提醒她，说学费还不够，要她早点想办法，”她说。
“好，”他应了一声。他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在信里写上那种话。
“我想还是叫小宣回家来住罢，他回来也多一个人跟你作伴，”母亲换了话题说。
他想了想，才说：“他既然来信说，假期内到学堂附近同学家去住，温习功课方便，就让他去罢，何必叫他回来？”
“我看你也实在太寂寞了，他回来，家里也多点热气，”母亲说。
“不过我怕他会染到我的病。他最好跟我隔开，他年纪太轻，容易传染到病，”他用低沉的声音说。
“好罢，就依你，”母亲简短地说；她心里难过，脸上却装出平静的样子。她走开了。刚走到右面窗前，她又转回到他的身边。她慈爱地望着他：“你宽心点，不要太想你的病。你究竟还年轻，不要总苦你自己。”
他略略仰起头看母亲，然后点头说：“我知道，你放心。”
“这种生活，我过得了。我是个不中用的老太婆了。对你，实在太残酷，你不该过这种日子。”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抑制不住感情的奔腾，便说了以上的话。
“妈，不要紧，我想我们总可以拖下去，拖到抗战胜利的一天你就好了，”他反而用话去安慰母亲，他说“你”，不用“我们”，只因为他害怕，不，他相信，自己多半拖不到那一天。
“我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看起来也很渺茫，”母亲感慨地说：“我今天碰到二楼一位先生，他说今年就会胜利。固然今年才开头，还有十二个月，不过我们拿什么来胜利，我实在不明白！”
“你老人家也想得太多了，现在横顺日本人打不过来，我们能够拖下去，大家就满意了，”他苦笑说。
“是啊，就是这样。前些时日本人要打到贵阳来了，大家慌张得不得了。现在日本人退了，又没有事了，那班有钱人还是有吃有穿，做官的，做大生意的还是照样神气。不说别人，就说她那位陈主任，陈经理罢……”母亲又说。
“他们也是在拖啊，”他苦笑地说。
“那么拖到胜利一定还是他们享福，”母亲不平地说。
“当然罗，这还用得着说，”他痛苦地答道。
母亲不再说话，她默默地望着他。他也常常掉过眼光看她。两个人都有一种把话说尽了似的感觉。屋子显得特别大（其实这是一个不怎么大的房间），特别冷（虽然有阳光射进来，阳光却是多么地微弱）。时间好象停滞了似的。两个人没精打采地坐着：他坐在藤椅上，背向著书桌，两只手插在袖筒里，头渐渐地变重，身子渐渐地往下沉；母亲一只手支着脸颊，肘拐压在方桌上，她觉得无聊地常常眨眼睛。一只大老鼠悠然自得地在他们的面前跑来跑去，他们也不想把牠赶开。
房间里渐渐地阴暗，他们的心境也似乎变得更阴暗了。他们觉得寒气从鞋底沿着腿慢慢地爬了上来。
“我去煮饭，”母亲说，懒洋洋地站起来。
“还早，等一会儿罢，”他哀求般地说。
母亲又默默地坐下，想不出什么话来说。过了一阵，房间快黑尽了。她又站起来：“现在不早了，我去煮饭。”
他也站起来。“我去给你帮忙，”他说。
“你不要动，我一个人做得过来，”她阻止道。
“动一动也好一点，一个人坐着更难过，”他说，便跟着母亲一起出去了。
他们弄好一顿简单的晚饭，单调地吃着。两个人都吃得不多。吃过饭，收拾了碗筷以后，两个人又坐在原处，没有活气地谈几句话，于是又有了说尽了话似的感觉。看看表（母亲的表），七点钟，似乎很早。他们捱着时刻，终于捱到了八点半，母亲回到自己的小屋，他上床睡觉。
这不是他某一天的生活，整个冬天他都是这样地过日子。不同的是有时停电，他们睡得更早；有时母亲在灯下补衣服；有时母亲对他讲一两段已经讲过几十遍的老故事；有时小宣回家住一夜，给屋子添一点热气（那个不爱讲话、不爱笑的“小书呆子”又能够添多少热气呢！）；有时他身体较好；有时他精神很坏。
“我除了吃，睡，病，还能够做什么？”他常常这样地问自己。永远得不到一个回答。他带着绝望的苦笑撇开了这个问题。有一次他似乎得到回答了，那个可怕的字（死）使他的脊梁上起了寒栗、使他浑身发抖，使他仿佛看见自己肉体腐烂，蛆虫爬满全身。这以后，他好些天不敢胡思乱想。
母亲不能够安慰他，这是他的一个秘密。妻更不能给他安慰，虽然她照常写短信来（一个星期至少一封）。她永远是那样地忙，她没有一个时刻不为他的身体担心，她每封信都问候他的母亲，可是她并不曾照他的要求直接给母亲写一封信。从这一件事，从她的“忙”，从来信的“短”，他感觉到她跟他离得更远了。他从不对母亲说起妻的什么，可是他常常暗暗地计算他跟妻中间相距的路程。
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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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冬天象梦魇似地终于过去了。春天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浓雾被春风吹散了。人们带笑地谈论战争的消息。
但是汪文宣的生活里并没有什么变化。他的身体仍旧是时好时坏。好时偶尔去外面走走，坏时整天躺在床上。母亲照常煮饭，打扫屋子，他生病时还给他煎药。小宣两个星期进城一次，住一个晚上，谈一两段学校的故事，话不多，这个孩子更难得有笑容。小宣回来时，屋子里听不见笑声，可是这个孩子一走，屋子更显得荒凉了。妻照常来信，寄款，款子一月一汇，信一星期一封，她从没有写过三张信笺，虽然字里行间也有无限深情。她始终很忙。但是他永远有耐心，他每星期寄一封长信去，常常编造一些谎话，他不愿意让她知道他的实际生活情况。写信成了他唯一的消遣，也可以说是他唯一的工作。
春天里日子变得更长，度日更成为一件苦事。他觉得自己快要丧失说话的能力了。他某一次受凉失去嗓音以后，就一直用沙哑的声音讲话。母亲更现老态，她的话也愈来愈少。常常母子两个人在房中对坐，没有一点声音。有时他一天说不上三十句整旬的话。
时光象一个带病的老车夫拖着他们慢慢地往前走，是那样地慢，他有时甚至觉得车子已经停住了。
但是他仍然活着，仍然有感情，仍然有思想。他的左胸时常痛。他夜间常常出冷汗，他常常干咳。偶尔他也暗暗地吐一两口血——那只是痰里带血。痛苦继续着，并且不断地增加，欢乐的笑声却已成了远去了的渺茫的梦。
他没有呻吟，也没有抱怨。他默默地送走一天灰色的日子，又默默地迎接一天更灰色的日子。他的话更少，因为他害怕听见自己的沙哑声音。有时气闷得没有办法，他只好长叹，但是他不愿意让母亲听到他的叹声，他总是背着人叹息。
日子愈来愈长，也愈难捱。一个念头折磨着他：他的精神力量快要竭尽，他不能再拖下去了。
但是没有人允许他不拖下去。妻还是叮嘱他安心治病、等待她回来。钟老答应设法替他找适当的工作。母亲不断地买药给他吃，她拿回来的有中国的单方，也有西洋的名药。他不知道那些药对他的身体有无益处，他只是顺从地、断断续续地吃着。他这样做，大半是为了敷衍母亲。有一次母亲还拉他到宽仁医院去看病。他想起了妻寄来的介绍信，可是到处都找不着，原来母亲早已把它撕毁了。他又不愿意多花钱挂特别号，只挂普通号，足足等候了三个钟点。母亲已经让步到拉他去医院了，他也只好忍耐地等待他的轮值，不管候诊室里怎样拥挤，天井内怎样冷（那还是春天到来以前的事）。一个留八字胡的医生对他摆出一张冰冻了的面孔，医生吩咐他解开衣服，用听诊器听了听，又各处敲敲，然后皱着眉，摇摇头，又叫他穿好衣服，开一个方，要他去药剂室购了一瓶药水。医生似乎不愿意多讲话，只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视”。医生说照X光最好，不过“透视”费低。他出来在问询处问明了透视费的价目，他吐了吐舌头，默默地走出了医院。后来他又去过一次医院，那个医生仍旧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视。他计算一下这一个月已经用去了若干钱，又猜想透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不敢再到医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