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他对我今年的频繁回家颇有不满，他说：母亲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我知道他话里的意思，老太太一直担心我们日子不和睦，大约临死前对这件事还不甚放心。
老太太最后留给我的几句话尤在耳边，我便沉默不语，反正离下个月还早，到时决定也行。
晚上，念辉放学回来。第一次在吃完饭后主动地帮我收拾碗筷。
她终于懂点事了。我想。
看着她快要跟我一样高的个头，我心里很是欣慰。
我说：“辉辉，不用你帮忙，你去学习吧，很快毕业考试了。”
念辉欲言又止，我才感觉她一定又什么重要事情要说，便拉她坐了下来。
她说：：“爸爸。妈妈，老师叫我们回来跟家长商量填报志愿的事情。”
我没多思考，就说：“三中离我家最近，中午也可以回家吃饭，就近上学吧！”
念辉满脸的不高兴，说：“一中教学质量好，我们好多同学都去那里呢。”
“只要自己用心学习那个学校不一样？，三中每年中考也有考上一中的，而一中也有读了三年又灰溜溜读出来了的。”
念辉嘴巴翘了老高，不做声了。陈尘从鼻子里冷笑一声，说：“你妈妈说的就是道理。可是还有一个理由让我来告诉你，因为读一中要交两万多元的赞助费，我们没钱！”
听听！好像家里没钱竟然是我的过错，俗话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没依赖他，他倒是埋怨起我来了。我心里越发看不起他，但不想当着女儿的面去损他，便忍住了不发作。为了将来不落女儿的怪，我狠下心说：“只要你肯好好学习，这钱我和你爸来想办法。”
女儿高兴地搂着我的脖子在我脸上亲了一口，跑开了。
陈尘看着我，眼睛里充满疑惑，大概在怀疑我是否已经攒满了这么一笔的私房，他的眼睛还有一种洞若观火的幸灾乐祸：哼，看你凑不齐这笔钱怎么向女儿交代！
自从老太太去世之后，我真的不想再吵架，似乎觉得她老人家真的坐在云端，担心地看着我们。我息事宁人地说：“总是有办法的，我手里还有几千，你凑几千，单位借点，私人再借点，就够了。”
陈尘不再说什么了，我们结婚以来各管各的钱，需要用的时候谁出都没有争议，其实他本来也不是个爱计较小事的人。
十点多了，从超市出来，感觉外面还是那么冷。
我缩着脖子，将背包斜挎在肩上。
街上的行人慢慢多起来。我呵着热气在人行道上慢慢地走，一边想着昨天跟女儿的承诺。我的存折今天之前数字8000，现在已经是7000了，那么下一步呢？真的要开口去借吗？
还回不回湖南呢？
正想得入神，感觉自己被人猛地拽了一下，“抢劫！”我立即反应过来。惊恐地大声喊叫起来。
一个二十多岁瘦不拉叽的男人拿着我那粉红的包飞快地往南跑，我追了两步，脚下一阵生痛，原来是高跟鞋崴脚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只好站在原地大叫，希望得到路人的援助。
路上行人不少，有的拿眼睛看了一下，再继续悠闲地赶路，有的就站在原地看热闹，个个都是一幅冬眠未醒的表情。
南边方向其实有两个男人，只要他们齐心协力，前追后堵，我的巨大损失就可以化为零。
那个可恶的男人，先是一阵猛跑，待他发现没有见义勇为者出现时，就在转弯处停了下来，竟然回过头来，冲我一笑，（也许是表示谢意也不一定）然后在大街上“胜似闲庭信步”起来。
我的可怜的价值300元的背包！我的可怜的刚取出来还剩下的968元人民币！
刚哀悼完它们，猛然想起，天！我的存折！我的全部身家还在里面。
我颓然跌坐在地上，无声地哭了起来。
有个好心的过路人停在我身边，递给我一张纸巾，说：“很多贵重物品？”
我点点头。我还有别的物品更贵重吗？
“有银行卡什么的在里面吗？有的话赶快去银行！”那个人又提醒我。
“对了！去银行！”我赶紧站起来，冲这个好心人鞠了个躬，说，“谢谢！谢谢！”便提起鞋忍痛飞快地朝银行方向跑去。
柜台站着好几个人，我选择了朝一个四十多岁，看起来比较和善的肥胖女人走过去，估计她会比别人有更多的同情心。
我说：“大姐，请你帮帮我！”
她果然被我悲伤难过而且焦急的表情打动了，她和蔼可亲地对我说：“你坐下来，慢慢跟我说！”
于是我开始把早上怎样起床，然后怎样去银行取钱，然后怎样去超市买东西出来，怎样被抢劫的事情尽量有条不紊地叙述清楚。
那个和蔼可亲的大姐开始对我的叙述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可后来听着听着就不耐烦了，她敲着柜台说：“请说中心！”
我吓了一跳，猛然想起读中学的时候，老师也总大声地跟我这样说，他说我的作文没重点，没中心。
我只好停止说话，去想想什么是中心。
她说：“你别紧张，就说到底找我们帮你什么？”
我这才想起，我说话的中心应该就是我的钱和存折丢了。于是我把“中心”告诉她。
她笑了，耸耸肩，两手一摊，用很时髦的身体语言表现了她的无奈，说：“钱丢了我们无能为力，存折倒是可以挂失。”
我一下子就高兴了不少，说：“谢谢，谢谢，那就挂失吧！”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还有手续费共38元！”她很利落地说。
“我……我的身份证不在身上，而且，钱全被抢走了。”
她摇摇头，说：“那就先口头挂失，总记得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吧！”
我赶紧报出一组数字。
她说：“明天带好东西过来办理！”
晚上，我很想把遭抢劫的事情跟陈尘说说，但一看他对电视节目情有独钟的样子，话便咽了回去。
告诉他又如何？用半个脑子我都能猜到他会有什么表情，说什么样的话。他一定满脸嘲讽地说：不抢你抢谁呀？瞧你一幅港姐打扮，一看就是有钱的主。
他一直恨不得我跟难民营的统一服装，那样的好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成天花枝招展地，就不会去招蜂引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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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刘光辉又打电话落实我回不回去的事情，他说，如果我不回去，他就也不回去。
我心里迟疑了一下。
刘光辉又说：“好久没见你了，真的很想抱抱你！”声音温柔得让我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渴望。
我想了想，最后还是说：“好吧！”终于没能抵挡那份遥远的诱惑。
于是我只揣了两千多块钱，就又踏上了回家的路。
这回连卧铺也坐不上了，因为那个羞于启齿的费用问题。
我衣着光鲜地跟着一群农民工形象的人挤进车箱，找到自己的座位。
还好，我的座位靠窗，无聊时可以一路看那些飞逝而过的风景。我旁边是一个年轻的军人，近一米九的个子，威严挺拔得厉害。对面是个五十多岁职业妇女模样的妇女。这样的旅伴让人放心，我觉得至少不必为带着傍身的那点小钱担惊受怕。
对面的女人很快和我聊起天来，我发现这是个很有趣的人，她有着平而扁圆的脸，将稀疏的头发烫成大大的波浪形，又染成了红黄色，努力渲染成时尚的风格。
她先自我介绍说她姓覃，是我同一个县的一乡村中学老师，到宁波看望儿子。说这些话时就像倒豆子一样快，我疑心她要是上课也这样的话，她的学生能否接受这么高频率的语言。
我想，我们是要在火车上一起度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如果不想旅途乏味的话，我就必须做出跟她一见如故的样子来。于是我也告诉她我的起点，终点行程状况。
覃老师又问我多大了，我说：“三十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