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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我也是穿开裆裤的,和他一党,不过我的↓裆裤是改良式,系的是松紧带儿,坐着时肚子前会凸出一大块。我们两个常在一起,倒不是裆的原因,而是我也喜欢画画。我画的很杂,喜欢画什麽就画什麽,喜欢怎麽画就怎麽画。有一次画了一张花木兰给可汉搓澡,被老师没收了,估计是被老师收藏了,因为找家长谈话後没有还给我。

            我们两个都不屑参加学校里的美术小组,坐在那里画石膏,画静物,有摆样子给窗外经过的人看的意思。我们是放学後去琉璃厂的小子。

            琉璃厂,是我的文化构成里非常重要的部份,我後来总不喜欢工农兵文艺,与琉璃厂有关。我去琉璃厂的时候,已是公私合营之後的时代,店里的人算是国家干部职工,可是还残存着不少气氛。

            安静。青砖漫地,扫得非常乾躁。从窗户看得见後院,日斑散缀,花木清疏。冬天,店里的炉子上永远用铁壶热着开水,呼出一种不间断的微弱啸音。

            人和气。熟人进店,店员立起来招呼,请坐沏茶,聊,声音不大不小;一般人,随意检阅,刚有疑问,店员已经到了。我们小孩子,店员是不管的,可是要看什麽,比如书搁得高了,店员也够下来递给你。觉得好玩儿的东西,店员就自得其乐讲故事。我的许多见识,就是这样得来的,玉,瓷器,字画儿,印章。一个小孩子,其实对名家的东西并不当真,而是对喜欢的东西着迷,之後渐悟。

            店里的习惯,是培养将来的买主,可是新中国的下一代,是不会买古董了(钱就是一个问题,可当时的东西也不贵),他们是革命的接班人,跟着毛主席,砸烂旧世界,终於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叁十年河东,叁十年河西,风水轮转,一点不假,现在古董又值钱了。

            什麽东西一值钱,就有仿冒品,历来如此。

            有一本《金石书画笑史》不妨重印,或什麽讲古董的杂志连载一下,一定让看的人心情愉快。清代古砖值钱,因为值钱,所以官场中送礼讲究送砖。毕沅到江西做官(这官也实在做得是地方),有个知县送十多块砖,派人押来,因为毕沅五十大寿。

            毕沅当然是欢喜得很,赏了这个押差。押差当然也是欢喜得很,一欢喜就得意,一得意就想奉承。於是表功,说知县怎麽怎麽不容易,按照旧样仿,烧造,浸色,做旧,养苔。毕沅具体气成什麽样,很难想象,因为他素称通博,而且手下有一帮有名的金石考订专家,象宋葆醇、俞肇修、赵魏等等。

            不过钱泳的《履园丛话》也记了砖的事情。嘉庆年间谢启昆做浙江布政使的时候,因为整治庭院,挖出八块砖。砖上有「永平」字样,於是谢启昆考定为晋惠帝永平年间的古物。得了古董,谢启昆命名自己的书斋为「八砖书舫」,而且设宴雅集,自己赋诗纪之,和诗的多到数十人。偏偏有个人不识相,说这「永平」两个字是明朝永平府烧造标记,古董於是不那麽古了。谢启昆气得大骂「你们这类嗜古家,就会穿凿附会,一块砖也值得深究吗」!

            钱泳记的这件事,好象不是在骂人,因为不识相的人也许说的是实话,只是不识相罢了,谢启昆则是将雅趣看得很透,把话兜底讲出来,倒有真意,谁还能再说什麽?

            认真说起来,清朝在古董的趣味上是很宽的。这和大清律有关。清朝的清教意识很重,规定八旗子弟不可经商,怕受腐蚀。不经商干什麽呢?每月领了饷银,多也不多,物价稳定,吃穿够了,於是只好游手好闲,玩笼鸟,玩鹰,放鸽子,遛狗,斗蛐蛐,收鼻菸壶,听戏。

            因为听戏,八旗子弟养成为专业听众。听戏真的是听,不是看,眼睛是闭起来的,而且脸不朝戏台,更专业的是钻到戏台下面听。对这样的专业听众,唱戏的怎麽敢唱错?

            开玩笑的话,可以说大清朝亡於不许子弟经商。一八四○年前,因为瓷器、丝、桐油的出口,清朝是白银入超国,一仗打下来,贵戚才渐渐明白洋人是要有贸有易。清朝叁百年,如果贸易的意识健全,历史会不会另一种样子呢?

            我有时候到宣武区游逛,会想,古时候,这里是商业区呀。可是,它怎麽连仿冒古董的样子也没有了呢?

        鼻  子

        灯  会

        东北大酱

        古  董

        戒台寺

        良  娼

        刘先生

        且说侯孝贤

        艺术与催眠

        戒台寺

            作为一个普通的文人,洗桑拿的机会似乎是不多的。当然,今天的文人圈儿已绝非是昨天的文人圈了,也分三六九等了,贫富之间的差别好像也日趋悬殊。对富人来说,洗洗桑拿,毕竟是一件小事情。对相当多的穷文人来说,消费这样的潇洒,消费这种别样的裸体,还不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记得曾和黑龙江的一位记者闲话,话题拐上了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者是一个富作家,都需要具备一些怎样的条件。我还记得我是这样说的,一是要有文气,天生就是一个文人。二是要有灵气,写得不呆傻。三是要有才气,写得顽皮而且机智。四是要有志气,没志气怎么行呢?五是要有元气,身板不好,天才早夭,其文将何以堪呢。六是要有运气,纵观古今,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民间文士也是大有人在的。这几气都具备了,钱自然就来了,洗桑拿的事,不足挂齿。

            这次所以有机会去北京,并且到北京戒台寺的牡丹院小住一回,是仰仗黑龙江的一个哥们儿老邱给搭的桥儿,借口是写一个很有钱的企业家,尽管那个年轻的企业家绝没有让我们写的意思,就是给我开个方便,让哥几个免费玩一回,吃一吃,潇洒潇洒——这个年轻人曾也是一位很穷的人,他对穷,有很刻骨的体会。

            我们被安排住在戒台寺的牡丹院。这本身就是一种光荣感、滋润感和小人得志感。牡丹院曾经是大清国恭亲王住过的地方,也叫“慧聚堂”。住进去有一种皇亲的享受。

            北京的戒台寺建在马鞍山的山腰上,为中国“三大戒台”之首。佛子们称它“天下第一台”。牡丹院里的牡丹,像名贵的绿牡丹和黄牡丹,都有好几百年的高龄了,牡丹院也因此得名了。那位年轻的企业家,就住在这里。他曾对一位中央首长讲,他要自己出钱,将戒台寺“文革”中烧毁的罗汉堂、千佛阁,重建。首长笑了。

            牡丹院的建筑格局看上去也没逃出北京四合院的建筑模式,只是又弥漫了些许江南园林建筑的氛围。逡巡四周,有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帝王的气魄还是有的。

            我住在西厢房,和我的小女儿住在一起,说句高雅的话,是让她领略一下中国建筑艺术、寺院文化和宫廷生活的侧影。

            老邱和另外的一个文士,住在东厢房,与西厢房隔着院子里的太湖石假山。

            戒台寺入了夜,又赶上停电,东西厢房只好点上蜡。这样对体会恭亲王坐禅入道,夜读吟诗,就有身在清朝的戒台寺里的感受。

            没有灯火的戒台寺,四野是极黑的,稠墨样地黑。推想古僧上山或下山,恐怕得找纸灯笼罢(恭亲王也不例外)。

            戒台寺是古国给名僧受戒的最高寺院。在这里受过戒的僧人,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后(可能还要高一些,实惠一些)。大寺院,房间栉比鳞次,从容大度,古色古香,成一组永恒的古文化景观。所有房上的瓦都由一些方型的青石片交错搭成的,独特得很。在国内也不可多得。

            普天之下都知道戒台寺有五大名松(卧龙松、自在松、梅花松、九龙松、抱塔松),颇富盛名。每一棵名松都倚壁凌云,张牙舞爪,十分傲气,有帝王之相。乾隆爷的诗云:

            老干棱棱挺百尺,缘何枝摇本身随?

            咄哉谁为攀其领,千动万丝因一丝。

            几位住在这里,吃得居然也滋润也别致,像鹿肉丝,狍子肉,滋味古怪的小窝头,缘是上品,价格昂贵。幸好不用文士花钱,吃起来心里没障碍。

            那位年轻的企业家和我聊得颇为投机。说实话,我最欣赏年轻气盛、以致盛气凌人的汉子。我总觉得这是一种气势,是一种大美,一种能够成就大事的标志。营营苟苟,欲言又止,顾左右而言他,没啥出息。

            这位年轻的企业家笑着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说就两条,一是想享受享受。二是我的小丫头没坐过飞机,回去时,您就按照首长的待遇给安排一下。

            他想了想,说,这样子罢,先领几位去吃一顿地道的风味,你准喜欢,然后,洗洗桑拿。我也陪你们去。

            我笑着说,我们哈尔滨有句笑话,讲“桑拿”的意思,就是商量着把你拿下。他听了,哈哈大笑。

            我们去洗桑拿的时候,这位年轻的企业家并没有去。他的事太多了。我想,我要是有一百万美元,肯定也消停不了,家里的电话和身上的手机也肯定会整天地叫个不停——这也是干大事人的基本标志之一。

            我没洗过桑拿,是一个外行。不狂妄地说,桑拿只是它开价太高才让人眼热。

            桑拿室里的温度,我还可以承受,但随我一同去的那个壮似野马的文士,在那个小木屋里蒸了两分钟就受不了,逃生似的窜了出去。